新闻出版署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和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

新出政〔1998〕5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
建立和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推进
依法行政，加强和改进新闻出版行政执法工作，保证新闻出版管理的各项法
律、法规和规章有效实施的重要举措，对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推进新闻出版
法制建设，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新闻出版管理体系都将产生
深远影响。目前建立和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行法责任制，条件具备，时机成
熟。现将《关于建立和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
按照要求贯彻落实。
希望各地把建立和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
来抓，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精心部署，分步实施，狠抓落实，今年内全面展
开，两年初见成果。我署对各地贯彻落实这项工作的情况将加强指导和监督检
查，请各地将制定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及时提交我署备案，有关情况和问题及
时报告。
国家新闻出版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
关于建立和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
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为了认真贯彻落实这项要求，各级
新闻出版行政机关都要建立并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依
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严格执法，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各级新闻
出版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要措施。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和出版的媒体形态更加丰富的条件
下，由于出版活动越来越社会化，新闻出版管理的难度日益增大。党的十五大
要求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关键是依法管理，以法律手段改进和完善对新
闻出版业的管理方式，提高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水平。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将
对依法管理新闻出版业起到切实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三）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近几年来取得很大成绩，《出版管理条例》、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使新闻出版管理基本
转入法制轨道。当前我们在继续完善立法的同时，要重点做好行政执法工作，
首要任务就是建章立制，明确责任，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
（四）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肩负国家赋予的新闻出版管理
职责，是否严格依法行政，不仅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公民的权利和行政机关的
声誉，而且也关系到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
必须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从制度上约束和保障其执法部门与执法人员严格执
法，正确行使职权，防止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严禁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
二、建立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本要求
（一）建立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为了保障并促进新闻出版行政机关
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正确行使执法权，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保证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推进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
（二）建立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指导思想，实行权力和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三）新闻出版行政执法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
检查、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和其他行政执法措施。建立新闻出版行政
执法责任制，应当把行政执法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使之内容完备。
（四）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执法权，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
格，是行政执法机关。建立新闻出版行政责任制，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结合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和本机关的实际，使之切实可行。
（五）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代表本机关履行行政
执法职责，是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的主体。因此，新闻出版行政执法
责任制应当涵盖各个执法部门和所有执法人员，使之无一例外承担应有的责
任。
（六）建立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提出以
下要求：
第一，行政执法必须依照法定职权，不得失职和越权。
第二，行政执法必须遵守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擅断。
第三，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必须全面、正确和及时，不得断章取义和疏
忽拖延。
第四，查处违法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合法适
当。
第五，行政执法必须符合廉政勤政的要求，不得违法乱纪。
第六，尊重并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及时办理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申办的事项，不得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
行义务。
第七，积极配合、协助其他机关和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
（七）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要熟悉并掌握规定其行政执法职责范围和法
律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本内容
（一）建立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首先应当将
其执法职责和执法依据分解到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确定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
的执法责任；其次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提出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设定行政
执法的年度目标；最后是确立相应的制度，如行政执法责任书制度、行政执法
岗位责任制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行政执法会商制
度、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和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等。
（二）行政执法责任书制度。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与其各执法部门订立行政
执法责任书，明确执法部门的职责范围、执法依据和年度执法目标等，由机关
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签字，以此作为执法部门代表本机关履行执法职责的根
据，也是机关考核评定执法部门年度执法情况的依据。
（三）行政执法岗位责任制度。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根据规定对执法部门定
岗定员，确定每个执法岗位的职权、执法依据、执法目标及应承担的责任，逐
级落实，层层负责。
（四）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将行政执法的各项指标
加以量化，制作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表，根据行政执法责任书确定的内容，在年
底对执法部门的年度执法情况进行评议考核。评议考核由自评、群众考评和机
关考评小组考评相结合，评定执法部门年度执法情况。
（五）行政执法会商制度。对行政执法中的重要、疑难问题或者案件，执
法部门一时难以决断，要及时与有关部门会商，共同讨论研究，最后由执法部
门拿出处理办法。
（六）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除法律和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外，新闻出
版行政执法应当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开。包括公开执法职责、执法依
据、执法程序、执法期限和其他执法制度，将这些内容在机关和部门的显著位
置予以公布；公开执法活动，允许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在场，如执法检查、现场
勘验，允许其他人员旁听，如行政处罚听证会；公开执法人员身分和职务，行
政执法无论在机关内外，执法人员均应出示执法证件。
（七）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
负责人和法制工作部门对执法部门与执法人员的执法情况有权进行监督检查，
可以随时抽查，也可以集中检查，要把重点放在日常的经常性监督检查上。对
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纠正，并根据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八）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新闻出版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造成了一定危害后果，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
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包括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和暂停执法资格、调离执法
岗位等。由于执法过错造成当事人经济损失的，执法人员还应当依法承担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执法过错由直接责任人和其他执法人员、部门负责人或者
机关负责人共同造成的，这些人员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认真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建立和实行新闻出版行政执法
责任制，把它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要加强领导，成立领导小
组，由机关主要负责人挂帅，各执法部门负责人参加，讨论决定有关行政执法
责任制的重大事项。
（二）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确定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办事机构及其任
务。法制工作部门或者其他综合职能部门可以作为机关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小
组的办事机构，其任务可以确定为：拟订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督促检查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切实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具体负责年度执法考
核评定事项，办理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其他有关具体事宜。
（三）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要精心部署，坚持不懈，狠抓落实。要制定
工作规划，明确一个阶段实行执法责任制的目标和步骤，根据新情况、新规
定，积极推进、不断完善。
（四）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把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同廉政勤政建
设、改进机关作风和转变机关职能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1998年6月12日
　　法律，其制定和实施对监督和保障行政执法，改进行政管理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社会公众利息和社会秩序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但在这17年中，随着社会的的发展变化，行政处罚法在实施中同样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行政处罚法作为各类行政处罚的“宪法”，在中国现行的各部门法中是行政机关与合法伤害权之间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本文试图对合法伤害权的基本原则与特征进行概述，并从合法伤害权的角度对行政处罚法实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剖析。

　　发明“潜规则”一词的学者吴思在其《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中同时也提出了“合法伤害权”的概念。“合法”与“伤害”再加之以“权”的合并创造了看似矛盾实则充满智慧的词语。但与吴思将合法伤害权解释为合法祸害他人的权力不同，本文试图从中性的角度来诠释合法伤害权。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主体十分广泛，如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因其行政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具有较多的合法伤害权，其他一些职业如医生、消防队员等也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有相应的合法伤害权，就连公民个人也因为法律的赋予而具有特殊的合法伤害权——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合法伤害权大多以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其他均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因为其往往被赋予相应的义务。不光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主体广泛，合法伤害权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大到判处死刑剥夺生命权小到口头警告都属于合法伤害权的范畴。

　　一、合法伤害权概述

　　（一）合法性

　　“合法”是“合法伤害权”一词概念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在正常的语境中“伤害权”一词的语义都是贬义的，而正是“合法”这一定语使其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并赋予了其“权”的涵义。合法性要求合法伤害权在行使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当法律对伤害的处理，规定了明确的限度时，合法伤害必须严格约束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目前在合法性问题上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反思与探讨：一是“合法”的法中既包含良好的法律同时也会包含“恶法”。恶法是相对于良法（善法）而言的，恶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寻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为的。而恶法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规定只有按期规定的行为才是允许的。先不论“恶法非法” 还是“恶法亦法” ，对我们这样一个在法制发展道路上走过曲折弯路的国家来说，恶法是客观存在的。公权力在适用“恶法”时，往往以会“恶法亦法”作为行使执法权的正当理由。二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受我国自古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影响，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在对他人作出合法伤害的过程中，往往只关注实体法而轻视程序法，许多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判决的程序是甚至违法的，但最终却能够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法院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而这些冤假错案恰恰就是长期以来对程序正义忽视所造成的后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公权力在行使手中的合法伤害权时必须谨慎适用其“合法性”，因为“合法性”对于公权力来说其实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便会反伤及到党和政府的权威。

　　（二）伤害的三重性

　　 合法伤害权中“伤害”的种类繁多，光是行政处罚法中就具体规定了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七种处罚，“伤害”的轻重程度也可从小至批评教育大至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判处死刑。正因为伤害的种类、轻重程度不一，但其使用却事关公平正义与社会价值，因此必须对伤害的使用进行限制。首先，伤害必须遵循合法性的限制。当法律对行政处罚的作出有明确规定时，合法伤害权的行使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要通过行使者的智慧诠释立法者的意图、将形形色色的各类案件纳入法律法规的范围，作出合法的裁判。 此外，合法伤害权的作出应受到合理性的限制。合法伤害权在更多的时候被行使者理解为自由裁量权，但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并不是放纵行使者的恣意，自由裁量的正当与否，应接受法律规范的目的与裁决的社会效果的检验。将自由裁量权看作是合法伤害权与古代官员将自己的薪酬比喻为“民脂民膏”作为警醒有异曲同工之效。合法伤害权的行使如背离了合理性的原则，则不可能被社会认可和接受，法律的公正和权威必然会受到影响。最后合法伤害权还应受到使用目的性的限制。合法伤害权的行使应当单纯的遵循立法的本来目的，不应变成合法第祸害他人的权利。现实中不时出现的“钓鱼执法”或者为完成考核任务等作出的合法伤害则明显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

　　（三）是权力亦应是权利

　　医生、消防队员等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而拥有一定的合法伤害权，普通公民也可以因法律的规定而享有合法伤害权，典型的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但医生、消防队员或者公民在行使合法伤害权的一般均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其往往被赋予相应的义务，如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消防队员有抢险救灾的义务。而我国目前行政机关或者说公权力所拥有的合法伤害权一般都是以权力的行使表现处来，相对人往往只有服从，对行使者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督。合法伤害权可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权利的性质来看，任何一项权力都具有腐蚀性，并总是趋于滥用，而合法伤害权的灵活性特点又决定了它更容易被滥用，行使不当必然导致公权力专横、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正如同习总书记最近所指出的应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合法伤害权同样也应当受到相应的限制。行政机关在作出合法伤害权的同时必须应当遵循的义务是程序合法。正所谓程序是看得见的争议，程序合法是合法伤害权最为可靠的牢笼。

　　二、行政处罚法实施中所碰到的问题

　　（一）“恶法亦法”逻辑的滥用

　　现实中，有一些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中所规定的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不符，根据法律的位阶，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但在实践中这些位阶较低的法律法规却被行政机关以“恶法亦法”的理由执行。根据“恶法亦法”这一论点英国法学家、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约翰.奥斯汀的观点，法是主权者以制裁作为后盾或威胁的强制命令。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两者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即使是不道德或不正义的，但只要是合法地制定的，仍应具有法律效力。“恶法亦法”的观点的在二战后受到了现今世界主流自然法学派广泛的质疑，他们认为“恶法非法”，但“恶法亦法”的观点至今仍为我国法学界主流所认可。建国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环境的动荡、立法技术的不足加之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等原因，我国所颁布施行的各种法律中，有一些可以被认为是“恶法”。在我国持“恶法亦法”论的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一是“良法”与“恶法”之间没有一个准确评价标准来证明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恶法”；二是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面临的只是法律，而不能分良法与恶法，否则，法律将无法树立权威。实质上“恶法亦法”在我国得到认可是由党的领导的权威性所决定的，党领导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时间不长，需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无论如何“恶法亦法”的逻辑不应被滥用，因为“恶法”往往会与社会公序良俗相矛盾，“恶法”的滥用会有损于党与政府的权威。现阶段我国争议最大的“恶法”莫过于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所建立的劳动教养制度，劳教制度明显违反了劳动处罚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规定，但劳动处罚法运行17年来，劳动教养制度并未遭到废止。

　　（二）被认可的“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fruits of the poisonous tree）是指以非法搜查、讯问而获取的证据为线索，再通过合法的程序获得的证据，前一种证据因为法取得而称之为“毒树”，后一种证据则被称之为“毒树之果” 。采用毒树之果原则是相关国家重视程序正义的具体表现。虽然从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上来看，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已经比较完善，不存在难以认定事实的问题。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受我国自古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在行政处罚时由于往往只注重处罚结果，在认定事实时往往会违背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很多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只要处罚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就可以，对于所认定的事实是否符合行政处罚证据规则不予关注。假设将毒树之果的范围扩大到我国行政处罚的证据规则上，可以发现毒树之果所代表的非法证据一直被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所认可。目前，我国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中，同时存在着作为式的程序违法以及不作为式的程序违法。作为式的违法最典型的莫过于钓鱼执法，行政执法部门故意采取某种方式、隐藏身份，引诱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从而将其抓捕的执法法式，其形式类似其他一些国家的“诱惑侦查”，但其性质却是利用公权力为欺骗手段，谋取部门利益，属于“权利敲诈”。不作为式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最典型的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问听证制度形同虚设。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制度，是当事人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的重要方式，它赋予了当事人提出意见和进行申辩的机会。对于当事人来说，行使处罚申请听证程序的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但在现实中，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程序往往被行政机关所束之高阁。

　　（三）违法处罚“皇帝的新衣”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但在实践中，很多无效的行政处罚在双方都知道其实质无效上最终却能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尼琴讲的一句话稍微改编下便是：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 。于是乎，“合法”最终变成了这些违法处罚“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这些违法的行政处罚最终被合法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执法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纠错机制更是缺乏内部动力。虽说，我国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总类很多，有行政机关基于上下级关系的内部监督，还有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但是，这些监督一般都存在于纸面上，普遍存在着监督不力的现象。二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使得违法行政处罚得不到纠正。就如同一份判决书，当事人如果未在法定的时间内日出上诉，纵使判决书上存在事实不清或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这份判决最终仍是有效的。行政相对人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一般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另外一种是因为心存疑虑，担心行政执法机关利用手中的合法伤害权“报复”。前一种情况可因为法律知识特别是行政法知识的普及而得到改善，通过近些年不断上升的行政诉讼的数量便可看出。而后一种情况，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与固定，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改观。

　　四、对合法伤害权的规范与制约

　 （一）将合法伤害权关进牢笼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合法伤害权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手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力，一种以政府权力以合法性名义为依托的权利，是权有者的专利。更应当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否则，只要有权利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利缺乏制约或者制衡，则这种权力必然有寻租的可能。牢笼之外的合法伤害权是可怕的，监督不力会成为合法伤害权寻租的必然，如果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了，扎牢管束合法伤害权的牢笼，就能防患于未然。除了各级监督之外，还必须强调依法行政，特别是要严格的依照程序法。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是可以查出行政执法、司法人员是否在枉法徇私、偷奸耍滑，是否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有效手段，也是可以促进相关工作效率及可采纳率的有效工具。而且，正是因为有法律程序，程序上予以正义，予以重视，公民的权利才能更好的保护。因此，有效的监督予加上严格的执法程序，可以构成合法伤害权最可靠的牢笼。

　　（二）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法律法规的落实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避免法律法规的“盲区”，对于社会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可以使相关合法伤害权的使用达到符合合法性及合理性以及使用目的的正确性的要求。行政处罚法自1996年10月1日施行以来，对于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与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持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要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首先应对违法劳动处罚法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虽然中国官方早在2005年就已经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于了立法规划，但由于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一直未能完成该项立法。 近两年由于在重庆发生的任建宇劳动教养按以及在湖南永州发生的上访妈妈唐慧劳动教养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劳动教养制度高度关注，并且使得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争议达到沸点，改革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在被问及的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时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这无疑会为劳动教养的争议画上了完美的休止符。另外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还需严格执行行政处罚法中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行政处罚程序，是指行政处罚所必需遵循或者履行法定步骤和方式，是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的规范，是实施行政处罚的合法操作流程，并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程序正义能够彰显法治的精神和要求，是法治理念和价值的体现。行政机关亟待改变目前行政处罚中滥用简易程序而忽视听证程序的局面。

　 （三）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

　　合法伤害权的规范绝不仅仅是行政机关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目前，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合法伤害权的行使缺乏信赖和信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的合法伤害权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行政执法机关合法伤害权的正确实施，对于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法伤害权如果尺度把握不一 ，违法比例原则及平等原则甚至违背了合法性以及合理性时，人们就会无所适从，怀疑行政执法机关滥用合法伤害权。通过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规范行政机关行使合法伤害权的相关活动，如多举办听证程序，可以提升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合法伤害权的认识，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感，同时行政机关也才能真正了解并回应受到合法伤害权影响的社会公众的需求。于此同时，可以广泛出版和公布有关合法伤害权的实务资讯，可以增进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行使合法伤害权的信心。

　　（四）改善行政处罚相关考核制度

　　在我国目前在我国的行政执法的相关考核中，存在着相当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很多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考核与部门创收相联系在一起，比如许多地方的交通警察为了完成任务而多开罚单，这种情况使得合法伤害权往往为行政执法机关所滥用。行政处罚考核制度应当确保行政处罚法能够得到严格的实施，使行政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政处罚的相关考核内容应当从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的角度进行考核，确保合法伤害权不至于被滥用更不至于成为权力寻租的对象。对于滥用合法伤害权甚至违反违法行为应纳入《公务员法》甚至《刑法》的相关条文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