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活跃、成果丰硕的一年。为促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携手,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的意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要求。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部门法律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的意义,有学者认为,首先,将其明确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整部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起到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其次,也会带动其他某些部门法的制定或修改时更加重视贯彻“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也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既是落实宪法要求的体现,也是给“惩治犯罪”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特别是给刑事诉讼中的公权力“系好安全带”。有学者总结,修改后刑诉法在加强人权保障的指导思想下,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改革完善辩护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完善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进一步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强化检察机关保障人权的法律监督职能。

　　总之,大家普遍认为,修改后刑诉法明确地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并通过修改、补充和完善相关具体制度和程序,加强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的规制和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护,增强诉讼的透明度和对抗性,翻开了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和民主司法的新篇章,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史上新的里程碑。

　　二、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

　　辩护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围绕刑诉法修改关于辩护方面的新规定及其落实,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关于律师法与刑诉法相互冲突的问题,在修改后刑诉法中大体得到解决。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人的责任”给予重新定位,确立了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的辩护格局;明确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并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对传统刑事辩护理论提出挑战。“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才是辩护活动的真正归宿。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量刑程序改革的兴起,中国的刑事辩护逐步具有了包括“无罪辩护”、“量刑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在内的多元化辩护形态。

　　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的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论。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第36条在列举辩护律师侦查环节的职能时并未明确律师有无调查取证权,加之修改后刑诉法第41条在此次修法过程中没有变化,此外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表明律师在侦查环节没有调查取证权。另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后,侦查阶段的律师已具备辩护人身份,刑诉法第33条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地位,据此按照第41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当然具有调查取证权。此外根据第40条也能佐证上述观点。还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规定并不清楚,在此情况下,从有利于被追诉人原则出发,应当解释为辩护律师有权进行调查取证,但调查取证权的范围有所限制。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是此次辩护制度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在援助对象上,从原来法定法律援助的三种人扩大到五种人,增加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其次,在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上,由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最后,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将“法律援助的责任”从过去由律师承担改变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学者评价,尽管此次修改距离解决现实需要仍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仍应不断完善。

　　三、关于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石,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刑诉法修改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作了重要完善。其中,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等内容,均是证据部分修改的重点。学界普遍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所作修改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新规定,既是立法修改的重点,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关于证明责任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刑诉法中明确证明责任的分担。然而,关于立法中使用了“举证责任”而非“证明责任”,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的核心是结果责任,而非行为责任。从举证行为看,能够驱动举证行为的可以是责任规范,也可以是权力规范。因此将“举证责任”改为“证明责任”更为适宜。

　　关于证明标准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第53条增补了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是我国通过立法方式对刑事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作出进一步解释。有学者分析,其中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能够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修改后刑诉法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我国尚不存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的现实条件和程序保障。将“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等同,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尤其在死刑案件中,可能使司法人员产生证明标准降低的误解。

　　四、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范适用

　　规范侦查行为,提升侦查能力,是修改后刑诉法在完善侦查程序方面的主要内容。侦查程序的完善在强化权利保障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着重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取证行为。同时,出于侦查犯罪的需要和加强程序规制的考虑,在“侦查”章中增设“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从第148条至第152条对技术侦查、隐匿身份的侦查以及控制下交付三种特殊侦查手段作出规定,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首先,对技术侦查规定立法的整体评价。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侦查程序所做调整中,最大的一项变化就是将技术侦查措施正式写入法律。该项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技术侦查这一敏感、重大的公权力开始由政策管理转向法治管理,是“政策技侦”向“法治技侦”转型的重大开端,具有历史性进步。从检察机关视角看,技术侦查措施的增加为今后的侦查工作提供了更多选择取证方式的机会,有利于减轻检察机关对口供的依赖,为获取更多物证、书证创造条件。但是,有学者指出,修改后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采用了一些诸如“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等模糊用语。因此,在政策与法律双重规制的现实情况下,技术侦查权的行使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同时,仍需依赖政策调整。

　　关于自侦案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秘密侦查权的问题,存在争议较大。有人认为,赋予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秘密侦查权是必要的,有利于打击贪腐犯罪。对此有学者表示反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检察机关不享有秘密侦查权:首先,刑诉法规定秘密侦查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的这一表述本身意味着秘密侦查不适用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其次,从刑诉法的表述上看,虽然“侦查机关”的表述涵盖了检察机关,但是关于秘密侦查部分并未涉及检察机关。最后,以情理、法理、案件的需要来论证检察机关是否有秘密侦查权缺少法律依据,法律未授予的公权力不得行使。折中论者则认为,秘密侦查权能否适用于自侦案件,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五、关于强制措施的适用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乎国家权力行使和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有学者评价,修改后刑诉法对强制措施作了大幅修改,完善了强制措施的基本内容,强化了强制措施体系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在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加以平衡,其进步意义重大。

　　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使审查逮捕中的几项工作发生较大变化,其中尤以审查逮捕条件中的“逮捕必要性”为最。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修改后刑诉法将原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五类具体情形。为保证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规定。对逮捕条件的细化和审查批捕程序的完善,特别是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将给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挑战。

　　此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中和修改后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修改后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定性以及适用条件、法律后果问题,学界存在一定质疑。有人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通常的监视居住,也区别于其他羁押性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事实上成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种类。修改后刑诉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尚不够具体,给办案机关留下过大裁量空间,容易导致滥用。为此,建议进一步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强制措施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采用“准司法化”的适用程序、细化适用条件,以确保适用的慎重性、妥当性。

　　六、关于庭前审查和准备程序的改革

　　审判阶段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判处刑罚的关键阶段,其改革完善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重头戏,涉及内容广,修改条文多,改革力度大。主要分为对现有程序加以完善和增设特别程序两大部分。

　　关于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修改后刑诉法第172条规定,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法院。有观点认为,这一修改恢复了1979年刑诉法规定的“卷宗”移送方式。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指出,此番修改并非对1979年刑诉法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对司法实际反思的基础上作出的更为理性的选择:首先,由于修改后的卷宗移送制度不提审被告人、不在庭前审查阶段调查核实证据、法官不在庭前对案件进行实质处分,由此将可能产生的法官预断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其次,修改后刑诉法第38条赋予辩护人在审前阶段可以看到全部卷宗材料的权利,有力保障了辩方的先悉权;最后,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相关配套制度,可以防止卷宗移送制度重回1979年刑诉法的老路。

　　内容摘要：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刑法解释方法之冠”，在司法实践中，对维护刑法的正义性价值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对于目的的确定应考虑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功能。虽然刑法的目的性解释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解释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因此风险也就更大，所以必须对刑法的目的性解释方法进行限制。限制的内容主要包括要考虑刑法文本的明确规定，不能破坏刑法文本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要考虑现时的刑事政策，这是法律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刑法的目的性解释与其他几种刑法的解释方法的关系，目的解释方法也受到其他几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限制。

　　关键词：目的解释方法　目的　限制　结论效力

　　刑法解释是连接刑法文本与刑事案件裁决的桥梁，“徒法不足以自行”，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必须经由刑法解释，才能使刑法文本具体适用到个案当中，进而发挥刑法的作用。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一定的解释方法才能实现，虽然刑法解释方法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在学界存在较多的观点，但主要的刑法解释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在刑法具体解释方法中，目的解释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以来，目的解释方法逐渐超越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而逐渐成为最受青睐的解释方法。”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如何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限制以及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所得结论的效力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语义分析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属于法律解释方法当中的一种，对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问题，我国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法律解释是对于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法律文本”是指法律法规的“法律条文”；“意思”就是所谓的“含义”与“意义”，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理解”就是解释者对于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就是对于理解的结果的外在展示。如此，法律解释就是法律解释者对于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法律解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指立法层面的法律解释，是指有权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于法律进行的官方的正式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第二种类型是指法律思维层面的法律解释，是指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说明。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上述两种类型，而狭义的或者说是典型意义的法律解释仅指第二种类型，即思维活动层面的法律解释。本文选取典型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的含义，并以此来论述刑法的目的解释。刑法解释是指法官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对刑法文本的理解并以刑事案件裁决理由说明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解释。这里的刑法文本包括刑法典和相关的刑事法律规范的文本形式。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具体方法包括文义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以及合宪性解释方法。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指法官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从刑法的现时的根本目的出发对于刑法文本的理解，并以刑事案件裁决理由说明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解释方法。

　　二、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文本的目的确定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刑法解释方法之冠，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其他刑法解释方法，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较难把握的，尤其是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刑法文本的目的如何确定，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性问题，必须予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对于目的的确定应考虑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功能。只有综合这些方面才能正确地确定刑法文本的目的，进而运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一）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目的解释的目的确定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和刑法的其他解释方法都要在刑法的基本原则范围内，这是刑法解释的基本要求，所以刑法目的解释中需要解释的文本的目的确定要以刑法基本原则为依托。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并不矛盾，因为即使是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解释，机械地适用罪行法定原则反而是对这一原则的违反。罪刑法定的形式主义和罪刑法定的实质主义的论争以及学界对罪刑法定实质主义的认同都说明了刑法的目的解释并不被罪刑法定原则排斥，而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法目的解释要考虑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限制目的解释过程中任意地确定刑法文本的目的，防止刑法目的解释的随意性。罪刑法定原则是疑难复杂案件定性处罚过程中必然考虑的原则，而罪行平等原则和罪行均衡原则虽然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也要考虑，但二者较罪刑法定原则在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解释目的时，作用没有那么明显，因此本文暂不去详细论述。

　　（二）刑法内容与刑法目的解释的目的确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具体适用这一解释方法时，面对的是具体的个案和具体刑法文本的对应，因此，刑法文本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解释目的的主体。刑法分则共设置了十类罪，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总体上的十种犯罪类型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国家设置十类罪的目的各不相同，如危害国家安全罪设置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惩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十类罪中对每一具体个罪的设置的目的也不相同，如《刑法》第213条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相同”的含义是什么，需要进行解释，如果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那么可能会把“相同”解释为完全的相同，但实际上这种解释方法是不能完全达到设置此的目的的，这时就需要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设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使消费者不至于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商标所有者的产品声誉。如果把注册商标看做是完全相同的商标，那实践中出现的与注册商标非常相似，在视觉上混淆消费者的假冒注册商标就得不到法律的规制，而这样的注册商标与完全相同的注册商标一样，都损害了消费者和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因此，这一条款必须设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的角度运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解释“相同”的含义，那些虽然不是和注册商标完全相同的但足以导致人们视觉上的混淆即在视觉上无差别的假冒注册商标同样可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可见，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目的要具体考虑刑法分则中个罪设置的目的，也就是要考虑刑法文本的内容。具体方法可以首先考虑每一具体个罪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未能达到解释的目的，可以进一步考虑设置十类罪的目的以及刑法设置的总体目的，按照这样的确定方法，可以有效地确定需要解释的刑法文本的目的，进而运用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

　　（三）刑法功能与刑法目的解释的目的确定

　　刑法的功能同样可以帮助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关于刑法的功能有哪些,学者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的观点有：两功能说、三功能说、四功能说、多功能说。笔者认为，两功能说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即刑法的功能包括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保护社会是从惩罚犯罪的角度来说的，保障人权是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角度来说的。刑法作为公法，一方面，利用国家刑罚权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义，另一方面，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一切有权力者都容易滥用权力，直到遇到边界为止。国家刑罚权是一种公权力，也必须对刑罚权进行限制。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功能是我们进行刑法目的解释，确定刑法文本目的时应予考虑的因素，忽略两功能当中的一个方面，都不利于刑法目的解释所得结论的有效性。当然，刑法功能对于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目的确定是宏观上的指导作用。

　　三、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限制

　　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方法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都需要接受目的解释方法的检验，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刑法目的解释方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弹性，虽然解释的原则强调客观性，但是由于目的不易确定性，不可避免的会加入一些主观的影响，因此，对目的解释方法要进行一定的限制，防止目的解释方法的滥用。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

　　在确定解释刑法文本目的的过程中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在具体适用目的解释的时候同样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刑法的目的解释不能超出罪刑法定原则，实践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刑法禁止类推适用，禁止法溯及既往，禁止绝对的不定期刑。实质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法治的生命，刑法目的解释方法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刑法规范的限制

　　刑法规范限制包括刑法整体规范体系的限制和具体规范的限制。适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要注意与刑法整体规范体系相协调，也要与具体规范相协调。试举一例说明：《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里，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过失和故意致人死亡两种情况，需要明确的是因逃逸故意致人死亡是属于交通肇事罪还是属于故意杀人罪，实务界一般赞同故意杀人罪的定性，笔者亦持相同观点。刑法设置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目的是不相同的，如果把因逃逸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解释按交通肇事罪的设置目的进行解释，必然会导致刑法目的解释的混乱和不协调，也会导致刑法规范本身的矛盾，因此，刑法目的解释要考虑刑法规范本身的限制。

　　（三）刑事政策的限制

　　无论是广义的有权机关的刑法解释，还是本文讨论的刑法适用解释，都要受到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的指导，要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陈兴良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对于刑法的制定与适用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作为刑法解释方法之一的刑法目的解释方法同样要受到刑事政策的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党和国家会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在刑法适用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这种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标准应该是一定时期的刑事政策。法官在运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时，应自发地把刑事政策与目的解释相结合，不能违背刑事政策。实践当中，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协调，党和国家确定了宽严相济和“两个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刑事政策，因此，法官在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时，要考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相符合的重要刑事政策。

　　（四）其他刑法解释方法的限制

　　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运用广泛、地位重要，但同时也受到其他解释方法的限制，尤其是文义解释和合宪性解释对目的解释的限制。刑法文义解释是探寻刑法文本的可能含义，目的解释要在文本的可能含义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超出刑法文本的可能含义，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目的解释同样受到合宪性解释的限制，任何一种解释方法最后都要受到合宪性解释的检验，如果运用目的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违背了宪法的内容、原则和精神，那这种结论就是无效的，可见，刑法目的解释要受到合宪性解释的限制。

　　四、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所得结论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