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民事责任

邓 磊


关键词：律师 证券 不实陈述 民事责任 要件

证券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有力手段，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石和核心。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负有及时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专业性文书，自然也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混乱现象，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公然违法迁就证券发行人的非法要求，参与证券发行交易等的虚假陈述，甚至出谋划策。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若不能够及时解决，将制约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给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对他们的行政、刑事处罚必不可少，但对他们的民事责任追究绝不应忽略，更不可以行政、刑事处罚代替其民事责任。

一、对我国证券法关于律师不实陈述①承担民事责任的评价
我国法律法规对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行为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
1.《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2.《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3.《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评估人员和律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的虚假陈述。”
7.《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其证券经营业务、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欺诈客户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规定：“律师应当对出具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若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分析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民事责任制度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援引适用。（1）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与证券发行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还是清偿责任，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2）没有规定律师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计算方法。证监会颁布的行政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对投资者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依据及计算方法。（3）投资者进行诉讼应如何操作，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依照《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投资者当然有权要求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情况是，法律的这些规定仅成为一种宣言，因为这些规定太原则，根本不具有操作性。（4）在律师民事责任制度中缺乏相应的财产保证制度和财产实现制度。
2.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存在以行政和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倾向。中国的法律制度历来有重刑轻民、重行轻民的特点，证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在《证券法》之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1993年9月2日国务院证券委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条例》与《办法》对证券欺诈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大篇幅的是行政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77条概括地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只在第23条涉及到了虚假陈述者的民事责任。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对因违法导致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民事责任承担的条款规定得十分简单，语焉不详且缺乏可操作性。这种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立法格局导致的结果是违法违规者不断受到行政制裁或刑事处罚，但是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保护。
3.律师民事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加重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的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过错责任则须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此明文规定，我们便课以受害人较重的举证责任，但要求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对律师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8条规定受害人须举证自己为善意，且交易损失与文件不实记载具有因果关系，此种规定被认为是加重受害人举证责任，备受批评，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很少引用，更何况要求受害人证明被告存在过错。
4.对律师的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却并不详尽。就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律师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律师在制作律师工作报告时要对上市公司涉及的事项逐项进行审查；其次，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律师参与证券业务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某些行为课以相应的责任；再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很多条文涉及到律师的诚实、尽职的要求，但是这个面向律师群体的规范尚不能含概律师涉足的所有领域，尤其在判断律师参与证券业务的行为是否属于勤勉尽职时还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讲，在信息披露中违反勤勉尽职义务的律师应当对因该不实陈述而受损的投资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是，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对律师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很少。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比较含糊，仅仅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行政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少。②

二、律师不实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
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不实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基础中，最基本的是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法学界对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也主要为这两种观点：契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③
1契约责任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招股说明书为要约邀请，那么在发行股票过程中，投资者做出购买某种股票的行为则是要约，如果成交，发行人的行为就为承诺，合同成立。由此，发行人和投资者双方的行为则为一个缔约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行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善的损害。”④所以法律应该保护当事人基于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发行人为发行股票而公开招股说明书时，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缔约的状态，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缔约过程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由于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在信息和专业上的优势，致使投资者对其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真实性产生合理的信赖。当这种信赖成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基础时，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不实陈述在本质上违背了其作为缔约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义务，导致投资者因对律师工作的合理信赖而产生信赖利益损失。因而律师作为不实陈述人应对投资者因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无效负缔约过失责任。⑤如果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契约责任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契约的相对性问题。根据契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责任人与投资者有契约关系或者现实交易关系的存在，且责任人有违反契约义务的事实并造成投资者的利益损害。这对于证券发行人不实陈述承担责任在适用上没有问题，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律师承担违约责任便有适用上的困难。因为律师作为证券发行辅助人，只跟发行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对第三人即投资者并无契约关系或现实交易关系。
2.侵权责任说。
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违反的是法律规定的一般人的普遍义务，而非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特定义务。因而侵权责任不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责任，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律师在证券业务中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如果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有不实陈述的行为，则违反《证券法》等强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造成投资者利益损害，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说避免了律师承担违约责任适用上存在的相对性困难，从而弥补了契约责任说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侵权责任说不再关心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契约关系，从而有效解决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只要被告存在不实陈述并满足法定条件，任何因合理信赖该不实陈述的投资者因该信赖而导致损失的人均可以依侵权责任要求赔偿。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考虑，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1月《证券交易法》修正时，也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赔偿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⑥因而笔者认为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保障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但这并不表明侵权责任说就能完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实陈述的普遍救济规则，因为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举证原则，原告必须证明有被告有主观过错，且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侵权责任说还须面对来自证据法的障碍：第一，原告必须就被告不实陈述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第二，原告须证明其损失与被告不实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往往难以承担此举证责任，因而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就成了“海市蜃楼”。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认为只要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载有不实陈述，而在股票募集或者公募期间购买人购入证券时不实陈述持续存在，那么购买人应该被视为已经信赖这项不实陈述。购买人有权向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上签名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请求损害赔偿。⑦这样就赋予了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责任，只要其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投资者就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请求其赔偿损失，以减少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

三、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为违法；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就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而言，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容易证明，但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的过错则值得探讨。
1.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民法原理和司法实践，考察因果关系可以采取如下准则：在时间上原因的现象在前结果的现象在后；作为原因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如果违法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损害结果的原因。证券市场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中，除了被告的不实陈述外，原告的“信赖”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实陈述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上的损失，它必须因投资人的信赖并依据不实的信息而进行的投资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害。当然，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盲目的信赖。
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和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受害的股民在因果关系的举证方面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在专业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要求原告提供“信赖”被告不实陈述的证据，无疑是加给原告的一项不可克服的负担。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市场欺诈理论，将举证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倒置，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即只要律师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等文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以后进行证券交易且遭受损失的，就可以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除非律师能举出反证，证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不是由不实的信息披露造成的。其次，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因而可以不局限于“有效市场”理论弱化投资者的证明责任。⑧笔者认为，不妨假定只要投资者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证明如果不实陈述纠正后的市场价格与不实陈述期间的市场价格不同，那么因果关系便可以推定成立。但应允许行为人对此种推定提出抗辩，如认为其行为没有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等，从而否定对该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定。
2.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我国《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类，从构成要件上看，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以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为要件。⑨我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相应地，《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也作出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条规定，表明了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认定律师不实陈述为一般侵权行为，这和江平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⑩
一般侵权行为则意味着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有主观过错的责任。在证券发行交易中，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地搜集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证据，如果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要求提起诉讼，无疑在程序上限制或禁止了投资者索赔，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各国证券法在确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即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如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规定，如果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上的签名的中介服务机构能够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任何法人和非法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1）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存档时，他既不知情，也不同意；（2）在招股说明书签发之后，但在购买人购买证券之前，他在意识到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存在不实陈述时，即已作出撤回同意及其原因的一般合理通告；（3）就他承担责任的部分存在不实陈述，但他已经作出合理调查，并且有合理理由相信而且相信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的这些部分公平反映其报告书、意见书或声明书。11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必须以中国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为前置条件，虽然对此存在司法审判权以行政裁决权为前提的争议，但作为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和接受的，而且，设置这种前置条件客观上解决了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定性问题，即在构成要件上，无须投资者对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进行举证，使案件比较接近或符合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同时，由于《民法通则》颁布时尚未建立证券市场，立法上也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中的不实陈述行为是否属于特殊侵权加以规定，而设置前置条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法定化的作用。

注释：
①违反信息披露法律规范的法定形态包括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严重误导。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将这三种违规类型统称为不实陈述。
②参见方流芳、姜朋、程海霞：《证券律师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载《证券时报》2002年8月5日。　
③台湾赖源河教授持独立责任说，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均为故意或者过失侵权，而证券发行交易中不实陈述欺诈的受害人可能是行为人在认识上无法预知的间接第三人，要证明行为人对其损害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较为困难。所以应该依据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独立类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
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
——兼论“四四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

李旺城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攀升，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加剧以及出现未成年人再犯罪等新情况，提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研究和充分认识“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同时提出了包括个案预防、社会预防、系统预防在内的“四四二”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 被害人保护 未成年人再犯罪

违法犯罪是一把双刃剑，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有多大，行为人自己承担的刑事责任就应当有多重。未成年人由于年龄、智力、生理等因素影响，他们的成熟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远逊于成年人。之所以说“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就是要表明一个观点，无论未成年人犯下何种罪行，他们都应不只被视为是加害人，也要被视为受害人，因为他们必须被动地生存于成人所建构的暴力社会中，并有时为成人的暴行付出极大代价。许多犯罪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皆由与他人互动中学习得来的，这其中又以家庭和同龄人对塑造未成年人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同时大众传媒和网络的发展也成了大多未成年人信息取得的重要来源，无形中也影响他们的行为模式与准则。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在诸多社会问题中名列前茅，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顽疾”。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的号召，足见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关注和忧虑。以我区为例，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和人数分别又比去年增长了4.5％和3％（如下表），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严峻的社会现实，笔者结合办案实践，认为树立犯罪未成年人也是受害者的意识，加强对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研究，充分认识“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的法律问题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1－2003年顺义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部分数据情况统计
年 未成年人再犯罪人数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人数占整个受案比例 已满14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
2001 0 10.5％、16％ 9
2002 0 11％、17％ 7*
2003 4 15.5％、20％ 14
*2001、2002年实行“严打”，低龄犯罪未成年人数量相对稳定；2001年以前一直未出现未成年人再犯罪情况。
一、未成年人犯罪及受害情况分析
以我院2003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例，我们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81件160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贪利性犯罪 暴力犯罪 其它
盗窃 30件51人 故意杀人 1件1人 交通肇事 3件3人
抢劫 22件59人 故意伤害 10件10人 非法拘禁 1件5人
抢夺 3件4人 强奸案 6件9人 非法持枪 1件1人
敲诈勒索案 2件7人 抢劫（已示）
职务侵占案 2件4人
另外，共同犯罪30件；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14人；在校生犯罪24人，再犯罪的4人。
（一）从新问题上看，出现犯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情况，而再犯罪未成年人受害（单指被判处刑罚后）的原因是狱友及周围伙伴言行的影响和多次作案强化的犯罪动机。据我们的调查统计，95％的犯罪未成年人在判决时都表示要痛改前非，这符合他们涉世不深，易于接受教育改造的个性特征，然而出现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情况也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反复性，表现为他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极易受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狱友及周围伙伴言行的影响和多次作案强化的犯罪动机成为再犯罪未成年人受害的主要原因。有的未成年人过去只是“一面手”，从劳改、劳教农场出来后，则变成了“多面手”，如刚满16周岁的孟某某竟在2003年短短一年内，先后三次因抢劫、盗窃、强奸被分别判处拘役、缓刑和有期徒刑。特别是一些未成年人累犯、教唆犯及犯罪团伙头子，虽然经过多次处理和教育挽救，但由于其多次作案强化了犯罪动机，已由初犯的恐惧转为熟练，当他们的犯罪行为受到制裁或不切实际的需求受阻后，非但不思悔改和收敛，反而疯狂地报复社会。如管某某、于某等四人抢劫、强奸案， 管某某（17岁）先因犯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又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再次刑满释放后又犯强奸、抢劫罪，甚至在被通缉的时候还伙同他人再次疯狂进行抢劫，用他的话说：“反正到这步了，不如干到底。”
（二）从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上看，暴力犯罪突出，实施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是家庭暴力、学校暴力和大众传媒暴力的受害者。他人的暴力行为可以是一种示范作用，透过观察、行为合理化及赏罚增强作用等因素的互动，个体便可从中学得自己所要表现的行为。犯罪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所传达的讯息可能是对父母关爱的渴求、对同龄接纳的冀望以及对生活中所受挫折的应对。暴力犯罪未成年人其实多半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便充满了暴力，诸如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及媒体暴力*。具体表现为：1、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李某某（女，15岁）强奸一案，她因为母亲要求苛刻，平时动不动就打骂她，所以没有心思读书，刚上初一就辍学了，成为了父母家庭暴力的牺牲品。她平常不敢回家，于是住刘某某家和一帮男生瞎混，一天她被其中的许某强奸了，但她害怕被母亲打，不敢回家告诉父母，于是她选择了沉沦，最后竟主动去扒被害人李某（另一女）的裤子，协助刘某某、聂某等三人轮奸李某。2、学校暴力的受害者。我们对24名犯罪在校生进行了统计，其中有2人有在学校被伤害的经历，有8人曾在校园内受到恐吓和被欺负。如张某抢劫、杀人案，14岁的在校生张某在学校经常打架，也经常受到高年级的同学欺负，养成了他孤僻、暴戾的个性，其为抢劫小卖部女店主的钱财，用酒瓶将女店主击倒后，又用刀向其头部连砍数刀，手段残忍程度令人震惊。3、大众传媒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暴力影视的毒害。对于青少年而言，大众传播媒体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模仿对象及社会化模式，因其所提供的讯息代表着时尚，若是他们无法积极模仿，便代表他们“落伍”了。因此对判断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而言，媒体所展现的暴力镜头很可能造成其盲目的英雄崇拜，更何况电影中许多血腥暴力的动作的确已成为英雄人物的“注册商标”。如王某某（17岁）、杨某（17岁）抢劫、强奸案，王、杨二人平常深受香港《蛊惑仔》电影的毒害，自诩是“阿健”和“山鸡”，他们先是骑摩托车持菜刀、木棍将金某（女，23岁）、刘某（女，16岁）拦住，以暴力相威胁实施抢劫，然后又将金、刘二人劫持至附近树林内，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对金、刘二人实施轮奸，后还向被害人的家人索要人民币2000元，其一次犯罪行为竟犯下抢劫、强奸、敲诈勒索三个罪行。
（三）从犯罪性质上看，贪利性突出，贪利犯罪未成年人正是教育不到位的受害者，他们往往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养成了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个性。我们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人劳动创造财富和劳动艰辛的思想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成人对利益追求的无节制，会经由观察模仿而学习各种行为模式，甚至是为了弄点钱花而不惜以身试法。未成年人“贪利性”的犯罪动机，可以说是教育不到位的直接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未成年人正是这种教育的受害者。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盗窃犯罪，盗窃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贪图吃、喝、玩、乐等物质享受，又想不劳而获，从小偷、小摸走向盗窃犯罪，如单某某盗窃案，单某某平时不求上进，加之父亲年纪大、母亲又常年又病，根本管不了他，他在村里先是偷鸡、偷轮胎、自行车，最后发展到入户偷钱；其次是抢劫、抢夺和敲诈勒索的犯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女性抢劫犯罪，她们利用看似弱者的姿态，骗取对方信任，伺机进行犯罪。如徐某某（女，15岁）、王某（女，15岁）抢劫案，她们来京打工后结识了庞某，庞某答应为她们找工作，一天晚上她们骗庞某来暂住处吃饭，下安眠药将庞某麻醉，劫取庞某随身携带的1万余元现金及手机，案发后所劫的钱财已被其买名牌衣物挥霍一空。
（四）从犯罪形式看，共同犯罪增多，共同犯罪未成年人受害的主要原因来自未成年人自身的心里困扰。由于未成年人经验少，认知能力差，他们结伙作案，可以相互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恐惧感和孤独感。他们往往是双差生、辍学生、障碍生和流失生，他们有的是邻居，有的是游戏机、录放厅等低娱乐场所认识的伙伴，共同的失落感、消极志趣使他们纠合在一起实行犯罪。如唐某某、赵某、孙某等人寻衅滋事、盗窃案，他们专门向学生和小孩“扎”钱，“扎”来的钱就是用来吃饭和玩游戏。当他们遭遇困难而自己又无法解决，或改变行为以应对外界的需要时，犯罪行为便可能成为解除危机的一种手段。从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其犯罪行为的背后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求助的讯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行为使其心声得到响应，这种求助的方法又最常为青少年所用。据统计，2003年我区的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有30件，占全部未成年人案件的40％。
（五）从犯罪年龄看，逐渐趋向低龄化，低龄犯罪未成年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受害的直接原因是孩子的盲目模仿（早熟）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因为年龄相对较小，一般都还在上学，父母的溺爱和学校的监管不到位是导致孩子们过早犯罪的间接因素，如郑某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爷爷、奶奶都宠着他，而他刚满14周岁（14岁零20天）就伙同他人向多名学生敲诈钱财，谁不给钱就动脚踹，扇耳光，用他的话说：“我并不缺钱，只是为了好玩。”
（六）从犯罪身份看，辍学未成年人人数居多，占犯罪未成年人的近50％。辍学未成年人受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家庭子女多，负担重、父母经商赚钱的观念较重，不让孩子读书、学习成绩差，孩子自暴自弃不愿读书等等。
二、发现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既是犯罪人也是被害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的辨证关系
未成年人由于年龄、智力、生理等因素影响，他们的成熟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远逊成年人。之所以说“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就是要表明一个观点，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节有多重，其受害的程度就有多深，这一点相比成年人更为明显。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是不可分割的，是共生和互动的关系：犯罪未成年人是不良教育和认知影响的“牺牲者”，这是由他们的年龄、阅历及世界观决定的；同时也是其触犯法律而遭受惩罚的对象，这是由他们所犯罪行的大小、轻重决定的。从责任的承担角度看，在讨论对犯罪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问题之前，应当是通过家长、学校和社会共同注重对未成年人“问题”前的教育和预防，而不能靠“杀一儆百”的惩戒方式，甚至是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把社会问题压到孩子肩上。因为作为孩子，他们的世界观还未形成，他们的心态还很幼稚、不成熟，成人只有履行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引导、帮助的义务，而没有因未成年人的无知、幼稚来惩戒未成年人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说，是由于成人未尽相应的义务，使得未成年人成为了受害人，所以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无论从客观的还是主观方面看，最终责任还应追及到成人身上。如在肖某的故意伤害一案中，肖某在报复和伤害被害人时，其父在一旁不但未加制止，还提醒“别往头上打就行”，可以说，肖某既是犯罪者又是父亲法盲教育的受害者。
（二）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和作为被害人研究的意义
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害人研究，是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的需要，是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司法实践中揭露犯罪的需要，它有助于揭示和预见犯罪发生的规律和特点，以便加强对犯罪的预测和预防，同时可以防止逆变的发生，从而加速社会的净化。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涉及了刑法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司法救助等等理论，本文不足以包括，故不多赘述。
三、犯罪未成年人受害的原因
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犯罪未成年人一生下来并不就是罪犯，而是在逐渐认知、了解社会的过程中，被社会中一些腐朽、阴暗所吞噬，他们内心善良的一面并不是消除了，只是被遮挡着，依然存在。我们在办案中发现，绝大部分孩子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和懊恼，其中很多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使犯罪未成年人受害呢？我们对160名未成年人犯罪的受害原因和犯罪动机、目的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一）社会现实及丑恶现象不时地腐蚀着未成年人纯洁的心灵。
社会的因素
犯罪原因 人家有钱我没钱，不平衡 黄、赌、毒的影响 就业困难，没事可干 出于朋友义气 其它
人数（100％） 44％ 22％ 18％ 12％ 4％
此分析的目的是为进一步了解影响未成年人的客观原因。未成年人的生活离不开五彩缤纷和充满诱惑的大千世界，从上表可以看出，当今社会在一些阴暗角落还滋生着一些与发展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相称和丑恶现象，这些都是让未成年人受害甚至犯罪的社会原因。一是社会上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上学的兴趣，产生厌学情绪，经常逃学，就业困难，使一些未成年人整日无所事事，久而久之走上邪道；二是影视、互联网传播不健康、暴力、淫秽等丑恶的东西；三是社会改革中贫富分化加剧，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泛滥，不少人为了弄钱不惜铤而走险；四是社会上偷盗、抢劫、黄赌、斗殴、色情等犯罪案件的潜移默化，加之“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所致。如自称是“古惑仔”、“患难兄弟” 的杨某等四人盗窃、抢劫、寻衅滋事案，在提讯时杨某振振有词地反问说：“都是兄弟，兄弟有困难，能不帮吗？”
（二）不正确的家庭教育给孩子造成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
父母及家庭教育的因素
犯罪原因 父母不和、离异 家条件差，不给钱用 父母打骂家庭暴力 父母有恶习 父母不关心，不管 父母溺爱 其它
人数(100%) 12％ 28％ 18％ 10％ 6％ 22％ 4％
此分析的目的是让父母了解如何“言传身教”。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教师，正确的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极其重要的。不正确的家教会使未成年人的心理形成人格障碍，形成不正确的人生观，在其行为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上表看，家庭条件差、父母溺爱及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家庭因素，分别占了28％、22％和18％，具体表现是家庭经济差，平时很少给孩子零花钱，造成未成年人去偷、抢；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对子女的过错、学习成绩不理想，不是打就是骂，不尊重孩子的人格，在这种“高压”下，孩子的心理畸形；溺爱孩子，视独生子女为掌上明珠，重视物质方面的满足，忽视了思想品德的教养，平时娇生惯养，助长了子女的自私和奢侈。如单某14岁就犯抢劫罪，16岁又犯故意伤害罪，在法庭上连他自己都认错了，而其母亲还强词夺理地护短说是自卫。未成年人在这种不良的家庭环境成长，极易使他们生成孤独、自卑、怨恨、狂妄的性格，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学校未能有效地给学生创造一个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
老师及学校教育因素
犯罪原因 重升学率，忽视品德、法制教育 教学枯燥，不如玩儿痛快 老师歧视后进生、双差生 与家庭欠交流沟通，监管不立 乱收费，动不动让学生交钱 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