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12月26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7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保护和管理，发挥市政公用设施的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是指：
（一）市政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桥涵、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防洪设施、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二）公用设施：城市供水设施、城市供热设施、城市燃气设施、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设施。
电力、邮电、广播电视等其它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规划、建设、养护、管理和使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
第五条 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是全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市（地区）、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政工程、公用事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养护、管理和监督工作。
公安、工商、交通、水利、环保、电力、邮电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 鼓励国内外单位、组织和个人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本省投资建设、经营市政公用设施，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单位、组织或个人投资兴建的市政公用设施，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纳入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
第八条 单位、组织和个人有依法使用和爱护市政公用设施的权利和义务，对盗窃、破坏市政公用设施的违法行为有权制止或向公安机关和管理机构检举。
各级人民政府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检举人或保护市政公用设施的有功人员给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九条 市政公用设施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审批、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专业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资金来源：
（一）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
（二）法律、法规规定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税费；
（三）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四）国内外捐赠、贷款；
（五）依法集资、发行债券；
（六）使用、出租、转让市政公用设施的收入；
（七）单位、组织和个人投资。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依法征收、筹集的市政公用市政建设、维护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二条 公用设施和利用贷款、集资，单位、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的市政设施，可以按规定收取使用费。
市政公用设施使用费的收取范围和期限，由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省财政、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城市规划确定的市政公用设施项目进行配套建设，并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十四条 单位、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从事对市政公用设施的安全及使用有影响的工程施工，必须经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十五条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应由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设计和施工单位承担，执行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并接受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时，应经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向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设施工程的全部资料。
第十七条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内出现的工程质量缺陷，按规定由责任方承担。

第三章 设施管理

“变法家”的法学成就 ——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