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叛变罪若干疑难问题研讨

钊作俊*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 要] 投敌叛变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重罪，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相对较为薄弱。本文即立足于刑法规定，并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投敌叛变罪的本质属性、客观表现、罪过形式、罪数形态、犯罪形态及其死刑适用等几个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投敌叛变罪；疑难问题；研究

Abstract:Being a very serious crime of offences against state security in the penal code,the offence of going over to the enemy is being studied very flimsily. On the basis of the penal code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on,this thesis studies the underlying knotty problems deeply:the natural essence,the objective form of guilty act,the guilty intention,the form of numbers of crimes,the form of crimes,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on the offence of going over to the enemy.
Key words:the offence of going over to the enemy; knotty problems;studies

投敌叛变罪是指中国公民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由于刑法学界对投敌叛变罪的研究状况相对较为薄弱，本文即对其中的几个重大疑难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投敌叛变罪的本质属性
投敌叛变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刑法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其直接客体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1]（P311）有人认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2](P424)有人认为是国家的局部利益；[3](P183)也有人认为是国家安全。[4]（P254）对此，我们认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国家的安全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只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一般不宜作为某种具体的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特别是在有其他内容可以作为其直接客体的时候，将同类客体的内容直接表述为直接客体的内容更不甚妥当。而社会主义制度又是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制度在内的有机整体，将其理解为直接客体也不能揭示出投敌叛变罪的本质特征；至于国家的局部利益，更是任何一种犯罪都可能侵犯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犯罪都从一个方面侵犯着国家的某一方面的利益。何况，利益可否成为犯罪客体的内容，本身就值得研究。①在我们看来，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或者威胁的具体的社会关系。[5](P116)因此，要准确认定某种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必须正确认识该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客体，也只有对某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可以正确界定其直接客体。
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行为方式是投敌叛变，即投奔敌人或者敌方的的背叛国家或者政府行为，鉴于此，我们主张，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国家的效忠义务，背离这种义务，实施法定的危害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投敌叛变罪。因为，从社会关系这个层面上讲，当一个人被授予国籍时，有时必须向他的新的国家宣誓效忠，“效忠（allegiance）往往被称为是公民的特定义务之一。这被界说为‘国民对持有主权者所负有的、同所受保护相互关联的那种义务’。”尽管这一概念并无任何确定的法律含义而不过是一个道德和政治性质的概念。效忠这一术语并不包括任何特殊法律义务。[6](P262)但在法律关系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论是在国际法上还是在国内法上，都理所当然地受到该国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其应当履行的一系列义务中，效忠祖国、不得叛变是最为基本的义务，世界上不少国家甚至将其规定为一种宪法义务。如我国宪法第54条、5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在我们看来，某种义务是否法律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予以确定。因此，虽然这种义务在没有将其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的时候，“并无任何确定的法律含义而不过是一个道德和政治性质”的义务，但当它被明确规定在法律甚至宪法中成为一项法律原则、一项宪法规范时，它就具有特定的法律义务甚至宪法义务，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违反这种义务就成为一种严重的违反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的违法行为，理应被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予以惩治。而且，有些国家的刑法理论也将这种犯罪认为是违反国民对其国家效忠义务的行为，日本如此，美国刑法理论也认为，背叛国家罪的实质是“破坏对国家的忠诚”，凡出生在美国或者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都有效忠于美国的义务。[7](P265)显然，当这种最先的道德上的效忠义务被明确规定在法律甚至宪法中成为一项法律原则、一项宪法规范时，它就具有特定的法律义务甚至宪法义务，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违反这种义务就成为一种严重的违反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的违法行为。同时，法律规定这种效忠本身即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保护，如果本国公民不效忠其祖国，那么，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就可能受到侵犯。因此，将投敌叛变罪侵犯的直接客体表述为本国公民对其国家的效忠义务似较妥当。
二、投敌叛变罪的客观界定
投敌叛变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从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投敌叛变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有多种多样的表述。如有的将其表述为“背叛祖国，投奔敌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敌人”；[8](P424)有的将其表述为“背叛国家，投奔敌对营垒或者投降敌方，进行危害国家安全”；[9]（P183）有的将其表述为“投奔国内敌对势力或者国际上与我为敌的国家”；[10]（P403）有的将其表述为“投奔敌方营垒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11](P502)还有的将其表述为“投靠、投降敌人、背叛国家”。[12]（P279）我们认为，投敌叛变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首先是“投敌”，其次是“叛变”，投敌是犯罪活动的形式和手段，叛变则是其直接目的和内容。当然，如何认定“投敌”，是作广义还是作狭义的理解，上述诸说有所不同。我们主张作广义的理解：只要是投靠与我为敌者，不管是敌人、敌方，还是敌对营垒，均成立“投敌”；如何理解“叛变”，上述诸说亦有所不同。我们亦主张广义说：只要是背叛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亦成立“叛变”。
所谓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是指主动投奔国际国内上的敌对势力，自甘背叛国家和人民。投奔敌人、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既可以是主动投奔到敌人控制的区域，也可以是投向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或者其在非敌对国家、敌对势力范围中的外交使领馆或代表机构、办事机构。如被告人沈某某由我国政府派往加蓬共和国援助筹建一针织厂期间，为达到援外期满回国时购置电视机等物品的目的，以伪造签名手段，贪污外籍工人工资14460西非法郎。事后沈恐其问题败露，加之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产生叛逃念头，遂于某日下午乘机逃到某国驻加蓬大使馆，书写了叛逃书，声称要“自由”，请求将其送到某国或台湾，不愿返回中国大陆。后沈某又给四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写信，呼吁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求加蓬总统不要将自己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某国大使的策动下，沈某又书写了内容反动的条幅，并呼喊“自由中国万岁”，“大陆光复”等反动口号，后被加蓬政府引渡至我国大陆。
所谓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是指行为人由于上述原因被敌人或者敌方控制以后，主动要求投奔敌方，或者受金钱、美色、地位等利诱而变节投降，或者受胁迫而被动投降。
所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是就行为人投降敌人或者投奔敌方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就其投敌行为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来说的，至于行为人投敌后是否实际上实施了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是否发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出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投降敌人或者投奔敌方，背叛国家或者或者政府的行为足以说明其行为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性质。
可见，投敌叛变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不管是主动投奔敌方，还是被投奔敌方，只要行为人在实际上加入敌人或者敌方营垒，与我国国家或者政府为敌，足以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就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投奔敌人、敌方或者敌对营垒后是否为敌人效力，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构成投敌叛变罪必须“为敌人效力”，为敌人服务，既包括狭义的“为敌人效力”，即接受敌方组织、安排、派遣、命令、指挥从事有利敌人的行为，接受敌人派遣，入境窃取、刺探国家秘密、军事情报，入境投毒、爆炸、杀害我方要人；又包括广义的“为敌人效力”，即为取得敌人的信任、赏识实施的有损于我方利益而有利于敌方的行为。[13] (P257-25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刑法的规定，道理很简单：刑法仅仅将投敌叛变而没有将投敌后为敌人效力规定为本罪的要件，叛变包括着为敌方效力，但不仅仅是为敌方效力，还包括着背叛国家、叛变政府以后并不为敌方效力的情况。
三、投敌叛变罪的罪过形式
投敌叛变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包括间接故意，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投敌叛变行为会危害国家的安全而采取希望的态度。[14]（P502）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投敌叛变罪的行为人必须具有投靠敌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15](P601)另一种观点认为，投敌叛变罪在主观方面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16] (P37)对此，我们认为，主张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难以成立，而主张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但其理由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这种表述直接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作为认定本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根据，而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存在着不甚协调的地方，并且不能涵盖所有的故意犯罪，仅仅适用于那些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如果某种犯罪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法律没有将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成立要件，那么，这种希望或者放任就不能说是对结果的放任，而仅仅是对行为的希望或者放任。而在我国刑法中又大量地存在着非结果犯，如举动犯、行为犯，而这些形态的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对结果犯而言，我们可以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但对于那些非结果犯如行为犯、举动犯而言，则不能也无法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个作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并且积极实施即可，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行为犯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实际态度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就本罪而言，由于法律没有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敌叛变行为，即足以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从而成立本罪，并且属于既遂。如果把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作为危害结果，并进而把行为人对这一结果的态度也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恐怕就会得出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持放任态度、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结论。
在我们看来，本罪以法定危害行为的实施而不以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投敌叛变而积极实施的，即齐备本罪的故意内容。至于行为人对投敌叛变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危害的结果的发生是持希望还是持放任的态度，并不影响本罪直接故意的成立。易言之，本罪的故意内容只能是对投敌叛变行为的故意，而不是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的故意。如果把行为人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的态度也作为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那么，势必将本罪作为结果犯，这不但与本罪的刑法规定相矛盾，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还会造成对其犯罪形态的不当认定，即认为只有国家安全受到实际危害的结果出现了才成立既遂，否则只能成立未遂，如此而言，本罪很难成立既遂矣！
四、投敌叛变罪的罪数形态
行为人在投敌叛变过程中或者投敌叛变以后又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如何处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实行数罪并罚，第二种观点主张按牵连犯以一个重罪定罪量刑，第三种观点主张一般情况下按牵连犯，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实行数罪并罚，第四种观点主张既不能视为牵连犯，也不能实行数罪并罚，只能认定为投敌叛变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以一罪论处。[17](P549)第五种观点主张，投敌叛变罪的一罪数罪问题可以分两部分予以研究：一是行为人在投敌叛变过程中，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形；二是行为人在投敌叛变以后，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又可以分为“邀功献媚型”和“克服阻力型”，对于“邀功献媚型”的，行为人在投敌叛变中为邀功献媚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是投敌叛变的行为表现，应当以投敌叛变罪一个罪名定罪。对于“克服阻力型”的，其投敌叛变行为与克服阻力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应当以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以一重罪论处。对于第二种情形，行为人投敌叛变后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仍是投敌叛变行为的表现，应当定一罪，而不是数罪。[18] (P276-283)我们同意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和其中的部分观点，但同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我们看来，投敌叛变的一罪与数罪问题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为了投敌叛变而在投敌叛变以前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二是在投敌叛变过程中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三是投敌叛变以后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而不管是哪种情形，只要是投敌叛变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的，都应当分别按照刑法上处理法条竞合、想象竞合、吸收犯或者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处断，如以盗窃他人船支等财物的方法为投敌叛变准备工具的，成立盗窃罪和投敌叛变罪的牵连关系；在投敌叛变行为实施过程中，泄露国家机密、杀害我方人员、破坏我方财物等，属于投敌叛变的当然内容，从而仅仅成立投敌叛变罪；投敌叛变完成以后的泄露国家秘密、间谍行为等，属于叛变的当然内容，也仅仅成立本罪。如果另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与投敌叛变行为之间不存在上述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如投敌叛变以前杀害仇人、贪污公款的，投敌叛变过程中强奸妇女、拐卖妇女儿童的，投敌叛变以后贩卖毒品、走私贩私的，等等，恐怕不能以一罪论处，只能实行数罪并罚。
五、投敌叛变罪的犯罪形态
根据刑法的规定，投敌叛变罪是行为犯，并不以实际上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本罪既遂成立的要件，只要实施投敌叛变行为，并且投敌叛变行为一旦完成，即成立本罪并且属于既遂，既遂以后当然没有未遂或中止存在的余地。那么，本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呢？怎么来认定其既遂和未遂形态呢？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背叛祖国、投奔、投靠敌人或者在被捕、被俘后变节投敌的”，就构成投敌叛变罪既遂；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投靠敌人出卖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并危害国家安全，才构成投敌叛变罪既遂；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投敌叛变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投入敌人营垒为敌人效力，一是被敌人捕获、俘虏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于第一种情形，投敌叛变存在着预备行为，这种犯罪预备表现为行为人为投敌叛变准备工具、创造条件。预备行为完成后，当行为人投奔敌人营垒，实施了为敌人效力行为，投敌叛变行为进行完毕，行为人犯罪得逞，行为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着手投奔敌人营垒，但因意志以外原因的原因，行为人未能实施为敌人效力的行为，就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投敌叛变未得逞。对于第二种情形，当行为人被敌人捕获、俘虏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行为人投敌叛变是犯罪既遂；如果行为人着手投敌叛变，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即未能完成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则成立投敌叛变的未遂。[19]（P45-51）依第一种观点，只要行为人投奔敌人，其投敌叛变行为就构成既遂，依第二种观点，行为人仅仅有投敌叛变的行为而未危害国家安全的，是投敌叛变未遂。[20]（P45）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科学的：第一种观点将本罪的“投敌叛变”更改为“投敌”，但根据刑法的规定，仅仅“投敌”而不“叛变”并没有完成投敌叛变罪的全部行为要件，当然不能成立既遂；第二种观点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作为本罪既遂成立的要件，其实是在“投敌叛变”的行为要件以外加上了结果要件，也不符合刑法的规定；第三种观点主张区分两种情形并予以不同认定，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仅指出了既遂和未遂形态，并未分析其他未完成形态，因而不甚全面。
在我们看来，投敌叛变罪属于行为犯，通说认为，行为犯以法定行为的完成为犯罪既遂的标志。[21]（P150）因此，如何认定本罪的既遂，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其“法定行为”是什么？显然是“投敌叛变”：不仅仅是一行为“投敌”，也包括着另一行为“叛变”。易言之，本罪的法定行为不属于单一行为而系复合行为，其法定危害行为的完成既有赖于“投敌”行为的完成，也有赖于“叛变”行为的完成。因此，在犯罪形态的认定上，当行为人以投敌叛变的故意准备工具、创造条件时，如为投敌叛变购置渡船，准备运输工具，接近敌人或敌方控制区域，拟定投敌叛变计划，排除投敌叛变犯罪障碍等，但尚未着手于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或者由于被捕、被俘或者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尚未实施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属于犯罪的预备阶段。在此阶段，如果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着手于叛变行为的，即属于犯罪预备，成立预备犯；反之，如果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放弃犯罪预备的，则属于犯罪中止，成立中止犯。如果行为人已着手于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或者由于被捕、被俘或者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着手实施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实施叛变行为或者虽然实施叛变行为，但叛变行为未能完成的，则属于犯罪未遂，得成立未遂犯；反之，如果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放弃犯罪使犯罪在达于完成以前而停止的，则属于犯罪中止，成立中止犯。如果行为人既实施了投敌行为，又实施了叛变行为，且两种行为都已完成，则属于犯罪既遂，成立既遂犯。综而言之，投敌叛变罪的完成形态以“投敌”行为和“叛变”二行为的全部完成为标志；而在投敌叛变罪的预备阶段存在着预备形态和中止形态；在犯罪的实行阶段则存在着未遂和中止这两种未完成形态。
六、投敌叛变罪的死刑适用
根据刑法第108条和113条的规定，投敌叛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另据刑法总则第56条的规定，对犯投敌叛变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见，对于此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那么，如何理解投敌叛变罪死刑适用的这一条件呢？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这一条件是指投敌叛变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达到了最为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情节特别恶劣。当然，对投敌叛变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认定主要是从投敌叛变行为实施的手段、程度、方式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影响等后果来说的，对其进行综合判断后认为，其行为已经达到了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实质性要件“罪行极其严重”时，即可认为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从而也才能动用死刑这一极刑。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在党政机关中具有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投敌叛变，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如投敌叛变造成国家机密大量流失、引起该地区局部动荡或者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等；
其二，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造成严重后果的，如造成上述人员中的多人参与投敌叛变，或者使有关单位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等；
其三，在某一区域具有相当影响的民族主义或者地方极端分子投敌叛变，致使该地区的民族情绪激愤或者地方分裂势力抬头，并造成其他一些严重后果的；
其四，投敌叛变行为虽然没有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直接的危害后果，但在行为实施过程中，由其叛变行为直接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如造成政治、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等；
其五，在实施投敌叛变行为过程中，又有其他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如犯罪手段特别残酷，采取暗杀、爆炸等手段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等；
其六，投敌叛变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或者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外交事件等；
其七，其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投敌叛变行为，如共同投敌叛变，犯罪组织人数众多、组织庞大、活动猖獗，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死刑适用中，即使是投敌叛变“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当适用死刑，但也要注意和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适用规格“罪行极其严重”相协调，只有对那些不论是从分则规定的条件上看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还是从总则上看，其行为又符合了“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以死刑惩治。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应当判处死刑的投敌叛变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仍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 ），男，河南省商水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① 关于反对“利益说”的观点和理由，详请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P100—105.

参考文献

[1] 参见肖扬.中国新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2] 参见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福建省福州市人大常委会


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

(1996年11月28日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5月2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0年12月28日福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福州市环保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2001年3月30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0年10月28日福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10年11月29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2010年12月9日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实行行政首长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可能产生环境问题的政策、规划、计划时，应当组织有关专家或委托有资质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逐年增加环境保护投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及环境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

　 加强环境保护舆论监督，鼓励和支持群众性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保护公众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投诉、举报、控告和要求赔偿的权利。

　 第六条 福州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市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其它负有环境监督和资源管理职责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对环境污染防治和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防治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和其他污染。

　 第八条 从事自然资源开发、交通建设等项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水域、植被和景观等，按期修复受破坏的环境。

　 第九条 市、县级环境监测机构负责对本辖区环境要素的常规监测和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其监测数据经过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后作为环境监督管理的依据。

　 环境监测机构确实监测有误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制度。实行总量控制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控制计划(含排放总量指标)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

　 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县(市)区或者污染物排放单位，必须削减已建项目受控污染物排放量，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新建项目产生或者排放受控污染物，使排污总量达到控制指标。

　 第十一条 在居民区、文教区、疗养区、主要江河保护区、旅游度假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得新建、扩建污染环境的生产设施。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应当限期治理、转产或搬迁。

　 第十二条 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发展规划和技术改造计划，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项目和区域性开发项目(含饮食、娱乐、服务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应当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按照下列规定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

　 (一)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详细的评价；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工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其中，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前报批。

　 对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它各有关审批机关不得批准建设或投产使用。

　 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或者使用。其中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当同时治理原有的污染。

　 第十六条 凡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项目，根据有关规定需要进行综合竣工验收的，必须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参加；不需要综合竣工验收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验收。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十七条 兴办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符合规划功能和环境保护要求。

　 在居民区内(包括居民住宅楼下商场、杂物间、车库等)不得新建、改建产生环境污染的饮食、娱乐、服务及其他项目。已建成项目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不符合规划功能要求的，应当限期治理或者关闭。

　 第十八条 产生或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保证其拥有的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闲置。

　 第十九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设置的污染物排放口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要求，并配有相应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和总量控制监测设备。

　 第二十条 从事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总承包和运营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并且由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按规定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许可证限定的指标。

　 第二十二条 产生或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实申报污染物排放和处理设施，以及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污染物的产生、排放情况，并提供有关污染物防治的技术资料。需要改变污染物排放的种类、数量、浓度、排放方式、去向和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污染物排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办理变更申报手续。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污染物排放申报情况进行审核，经核准的污染物排放申报数据作为核定污染物排放总量、颁发排污许可证和征收排污费或者超标排污费的依据之一。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污染物防治技术资料应当保密。

　 第二十三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并缴纳污水处理费用的，不再缴纳污水排污费。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地方标准的还应当缴纳超标排污费。

　 缴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或者被处以警告、罚款的单位不免除其消除污染、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害的责任。

　 征收的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四条 对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地方排放标准或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的单位实行限期治理。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授权，对超标、超总量的排放污染物单位作出限期治理决定。

　 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污染物排放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在限期治理期间，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产生新的污染。

　 第二十五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依照国家规定执行环境统计年报制度，及时、准确地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

　 第二十六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管理权限和执法程序对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阻挠、妨碍检查或者在检查时弄虚作假。对存在严重污染隐患的单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消除隐患。

　 第二十七条 存在污染隐患的单位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和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接受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坏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

第三章 污染的防治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逐步改善水环境质量。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饮用水源的污染防治工作，依法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可能造成饮用水源污染的一切活动。对饮用水源已产生直接危害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限期转产或者关闭。

　 第三十一条 加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城市生活污水与工业污水应当由排放污染物单位预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第三十二条 禁止生产、销售和在经营中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饮具以及在环境中难以降解的一次性塑料食品袋和垃圾袋。推广使用在环境中易回收，易处置，易消纳的包装物、容器和无磷洗涤用品。

　 第三十三条 逐步推行对固体废物(含废旧电池)的分类收集、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产生医院废物、医药废物、废药品等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并按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

　 第三十四条 禁止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废水，储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固体废物。

　 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物、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

　 存放可溶性剧毒废物的场所，必须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等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第三十五条 严禁将境外有害废物和垃圾运入本市行政区域内处置。

　 进口可作为原料的固体废物必须委托持有环境风险评价证书的单位对所进口的废物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并按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审批。

　 第三十六条 禁止机动车在市和县(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鸣喇叭。特种车辆在执行非紧急任务时，不得使用警报器。

　 第三十七条 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在公共场所和住宅区使用音响和发声设备应当控制音量，防止产生环境噪声污染。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安装使用空调、中央制冷设备和发电设备等都应当符合有关规范，采取措施降低噪声和振动，使其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三十九条 在市区和城镇进行建筑施工和其他作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午间十二时至十四时和夜间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因抢修、抢险作业或者生产工艺要求和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应当报经市、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且予以公告，接受群众监督。对附近居民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在市区和具备条件的城镇必须按规定使用商品混凝土，禁止使用锤击桩。

　 第四十条 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室内娱乐活动时，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第四十一条 建筑工程、拆迁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管线敷设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和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措施保护施工现场周围环境，防止和减轻粉尘、噪声、振动、污水、泥浆和建筑垃圾等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施工和建设单位应当负责及时修复在施工过程中受到破坏的环境。

　 第四十二条 建设或经营产生的放射性、电磁辐射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新建产生放射性、电磁辐射的项目应当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防止土壤污染，防止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和种源灭绝，促进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第四十四条 加强对畜禽、水产养殖业和屠宰业的污染防治，禁止排放未经处理的养殖或者屠宰废水、废物。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已建的养殖或者屠宰场(厂)，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必须进行限期治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不执行环境统计年报制度的；

　　(二)生产、销售和在经营中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饮具以及在环境中难以降解的一次性塑料食品袋和垃圾袋；

　 (三)在限制时间内擅自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作业的。

　 当事人拒不改正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没收与产生环境污染相关的物品；拒不改正第(三)项违法行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与产生环境污染相关的物品，并登记保存，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施工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无排污许可证或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或者进行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整治，不配备、安装总量控制监测设备的；

　 (三)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物和其他固体废物的；

　 (四)拒绝、阻挠、妨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现场检查中弄虚作假的；

　 (五)擅自移动、损坏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的。

　 对前款所列(一)、(三)项违法行为，当事人拒不改正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其与产生环境污染相关的物品，并登记保存。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污染物排放单位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环境保护设施，造成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

　 (二)造成环境污染事故隐瞒不报的；

　 (三)在市区和具备条件的城镇进行建筑施工时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混凝土的；

　 (四)在居民区内新建、改建产生环境污染的饮食、娱乐、服务及其他项目；已建成项目污染物超标排放或不符合规划功能要求的。

　 对前款所列(一)、(四)项违法行为，当事人拒不改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停业；违反第(三)、(四)项规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其与产生环境污染相关的物品，并登记保存。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已投入生产、试生产或者使用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其它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法定时限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

　 (二)未按法定时限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竣工验收的；

　 (三)对当事人提供的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污染物防治技术资料不履行保密义务的；

　 (四)未按规定征收、使用和管理排污费、超标排污费的。

　 第五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批不当，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五十三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污染物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

　 废水含工业废水、医疗污水、生活污水；废气含工业废气、油烟、粉尘、恶臭和机动车尾气；固体废物含工业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噪声含工业噪声、建筑噪声、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物排放单位是指在福州市所辖行政区域内排放污染物的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

　 第五十五条 《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