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法学真谛的尝试——夜读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

程春明

　 舒国滢教授从“自我”作为思考的重点的同时开始设定思考者，这是与丛书的主题“法窗夜话”的思考方式相吻合的。作为一个“自我”和“我之外”的对话，他也是在选定自己视角的同时，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学者应有的人格特征：尽管我们无时不在既定理论的约束中，但我们始终享有思维方式选择的自由权。国滢君尽情地展示他对法的激情，而不为冷冰冰、硬梆梆的法所拘束，他将他固有的好奇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法的精神、制度对人的分层和整合，法典与智者的互诱关系，无序状态下在人为的秩序设置中的地位思考，以及法在冲突和和平时期中的表达方式，法作为“过程”的种种变式。这事实上是“有限理性”和“无限激情”的学者人格的成功组合。其实，有时候国滢君不知不觉地在对“法”本身也进行把脉，比如我认为该书精华的第二部分（法：诗与思），无论是“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还是“法律与音乐”都无不是在讲“法本身”，因为“法”从来就没有缺乏过生动，只不过是许多“法学家”本身人格和职业性“太刻板”而已。“律”正是“法”的重要特征，它有“弛”有“张”，它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中时有“分音”时有“合拍”，它在和平时期冲突时期的涨落走向，它在法学家的思索中有时以“正义”、“共同善”为标尺，有时被认定为“活法”，有时被看成是“死法”，在价值与效用的两极下起伏、分离、综合。从某种意义上“法就是美”、“法就是律”。舒教授用一个符号学的对司法形式的“广场化”和“剧场化”的思考，本身就是对“法”表达形式一个十分深层的理解，这事实上已浸于“法”海之中了。至于该书第三部分，我认为国滢君是以一个职业法学家的身份在一场论战之后清理一些思路，对我们学科建设进行反思，这正是在“法之内”谈“法”，只不过是希冀法在多学科整合的趋势中对“法学”的忧患意识多一点。第四部分对法治的思考，对法治的历史与政治文化上的定位，对法的人格化和道德的关系作出的关注等话题，在欧洲正是十分前沿性的课题。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是作者“自我”的扩充和智慧的获得性开放意识的“反射”，也是令我亲切和被震撼的原因。

　 到了我该向中国法制出版社的“法窗夜话系列”说谢谢的时刻，感谢其使舒国滢教授的“在法的边缘”一书得以付梓，尽管他让我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在一片恬静的夜空下，我想我也悟出了一点法的道理和成为一个法学家该具备的品格。虽然淡泊不总能明志，但宁静是总可以致远的。

　

浅析交警的“罚款放行”行为
广西 李钢

国务院多部委联合行文，成立全国性治超办，各省区、直辖市成立相应的省级治超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超载治理行动，其规模、声势可谓史无前例之大，彰显的决心亦可谓令人振奋，但两年的治理行动早已结束，虽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暴露的问题却更多，二年之战演变为长期的拉锯战，事情的如此演变就很让人失望之极了，问题出在哪？思量一番，方知“罚款放行”现象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欲对“罚款放行”行为给予个人的浅薄分析。
一、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87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据事实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第二款）。根据法律条文结构和立法精神，该条两个条款之间是有主次之别的：第二款为第一款内容之递进补充，即首先应该及时纠正，消除违法状态，这是查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必然程序和要求，其次方才考虑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科以处罚，处罚却包括警告、罚款、扣分等多种形式，罚款并不是一个必然环节。《交安法》第92条、《交安法实施条例》第106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41条对此予以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交安法》第1条规定了该法的立法目的，规定了交通警察的最高职责：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查阅所有相关交通安全法律规定，并无进行罚款这一执法目的，罚款只是实现维护交通秩序，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权益，提高通行效率这一执法目的的一个仅供选择的执法手段，跟我们的执法本不应该存在“全有”或“全无”的联系，而且也不能将罚款作为提倡“以人为本”法治理念的民主法制社会的主要执法手段，行政执法效益与人民权益的积极损失之间的因果现象原本就是违反行政法律基本精神的。我们不去探究交通警察热衷于单纯进行罚款的原由，这是另外一个更为顽固的丑恶社会现象。笔者仅仅分析“罚款放行”行为的法律性质，《交安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既然有了明文规定要求纠正违法行为、消除违法状态，而执勤民警却只进行罚款处罚，只履行一个非必要的职责而忽略必要的职责，本末倒置，全然不顾及违法状态之继续存在，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吗？我们的民警在查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的执法犯法行为已是普遍之现象，已成为习惯之动作，不禁令人怀疑公安交通警察部门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真空免疫地带。
二、有悖于“执法为民”宗旨
交通警察的职责是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处理交通事故，保护人民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其宗旨应该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一切执法行为之效益只能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为首要衡量标准。在执勤中发现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只是一味地罚款了事，对于违法行为之纠正、违法状态之消除无动于衷，在让违法当事人付出了财产处罚的代价后继续背负着违法状态前行，随后可能再被交通民警对该同一类型违法行为科处罚款，这就是对违法行为的放纵，是引诱当事人继续违法的行为。发现违法行为，不但不消除，还予以放行，这难道却是我们的执法正当，是我们的执法为民？作为人民卫士的人民警察不但不制止违法行为，反而为违法行为的继续实施提供便利，这是什么样的人民警察啊！这还是执法为民吗？这明明就是执法害民啊！
三、违背“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效能建设”的要求
要转变什么作风？就是要转变“官本位”、“以权谋私”、“执法不严”、“任意执法”等作风；要加强什么效能？就是要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效果。本应消除违法状态方可放行，却偏偏罚款了事，这不是“任意执法”、“以权谋私”是什么？对于已被查获的违法行为不消除，放纵其继续危害社会，让违法行为人愈发增强违法的勇气和决心，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对社会的犯罪，对法律的犯罪。依法律规定只有当消除违法状态后，再依事实和法律给予处罚（包括罚款）才是一个正当合法的执法行为，其效益就体现在消除了违法状态，并使违法行为人产生不再违法的心理，而“罚款放行”行为却置首要的消除环节而不顾，不但未消除现行违法行为，反而促成了违法行为人“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的认知和心态，效能体现在哪？又何谈效能之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