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说教

现代司法权的性质，一般追溯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在他看来，政治的权力对公民的自由永远存在着威胁，因为权力的自我扩张会剥夺掉人们的自由。要保障公民的自由，公共权力就必须划分为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于是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在孟德斯鸠之前，洛克也区分过立法、行政和联盟三种权力，司法权并没有单独列举出来，因为在洛克所属的英国，司法权力从来都没有独立过。在那里，最高的审判权要么掌握在国王手里，要么掌握在上议院的贵族手里。孟德斯鸠后，美国建国者们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独立的司法权，马歇尔大法官最后以违宪审查权的形式实现了司法权的独立。

思想家们还进一步溯源，认定最先划分政治权能的学者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的权能划分为议事、执行和审判三项。与现代启蒙学者们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鼓吹法律机构的价值追求，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保护从来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核心，他更多的是在总结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因此，古希腊的审判制度与现代英美的司法制度在组织结构和运行原则上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

司法权的现代性质，学者们归纳得很细致、繁多和多层面，大体上看，司法的民主性、司法的精英性和司法的独立性经常被提及。可以说，现代的司法制度同时包含了民主性与精英性，英美诉讼中法官法律判断与陪审团事实认定，是司法民主和司法精英的完美结合。司法独立永远是法律界争论的话题，其中的制度设计和对法官个人品德的期待，一直为人们所倡导。这里，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司法的这三种性质。

司法的民主性

司法是大众民主的，还是小众精英的？一直存在理论的分歧，争议双方都有历史的依据。应该说，在古希腊，司法审判是大众式的，在中世纪，司法审判是精英式的，在现代，司法同时具备大众性质和精英性质。我们先来看司法的大众民主性质。

在雅典，没有公共的检察官，所有的案件都由个人提起。案由分为私人的诉讼和公共的诉讼。私人诉讼由受害的当事人提起，在谋杀案件中，受害人的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公共案件则可以由任何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的公共性质，仅仅发生在现代。庞德说，在英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起诉都是私人的事务，除非私人的行为引起政治的危害”。

在古典时期的雅典，法院扮演着一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重要角色，法官由公民抽签选出。市民法院是雅典最大的司法管辖机构。每个法院都由一个抽签产生的治安法官主持，诉讼中，他不打断当事人发言，不容许对方异议，也不指导陪审团。案件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由201-501位成年男性组成，每次从年初登记的6000名公民中选择产生。陪审团简单多数无经商议决定审判结果。判决一经给出，不容许上诉。法院一年开庭200天，依照不同类型的案件，每天可以审理4个到40个案子。

古希腊法律更注重程序而非对犯罪进行惩罚。案件的判定依赖于陪审团的判断，其判断源于双方当事人的辩论，而不是基于宣誓之类的自动程序。立法规定之间的间隙靠陪审团来弥补，他们被告知要维持正义，并不创造出新的规则应用于本案或将来近似的案件。司法过程谈不上职业活动。在具体的案件中，陪审团经常提出冲突的规范，最后个案地得出判决。这种特别的、多元素的判决过程，意味着法院很少以直接或者可预见性地审判。因此，在一个单独的案件中，很难预测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讲，法院是公共娱乐的一种方式。

法院所适用的规范是社会的习俗，对家庭和朋友的态度、面对冲突的中庸和自制态度、商业事务中的诚实和公平秉性、对城市的忠诚和奉献、对适当行为规范的遵从（特别是性道德规范）、与争议无关主题的法律服从，都会决定判决的结果。比如，被告未将他的父亲从监禁中保释出来、没有支付他父亲葬礼的费用、虐待他的母亲、将他自己的姐妹出卖为奴隶，都是被告被判有罪的理由。在公共贪污腐败的案件中，被告如何资助过某场戏剧竞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如何出过力，都是他免于刑事惩罚的理由。

当然，雅典的民主制只是历史的暂时现象。即使是赞成民主的卢梭也承认：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在中世纪，审判权属于上帝，上帝的人间代表只能够是掌握知识的教会和教士。按照阿奎那的说法，一群蜜蜂只受蜂王的领导，人的大脑支配着所有肌体的活动。司法的民主被精英们的独占取代了。只是到了现代民主的兴起，民主意识才在司法活动中间接地体现出来。以美国法为例，尚存的法官选举制、上诉法官和联邦最高法院的集体责任以及诉讼中的陪审制，都带有司法民主的性质。在英美普通法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称为“理智之人”。普通法的犯罪是否成立，要看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为社区里普通人所容忍；民事被告的行为是否侵权，关键是其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判定的标准乃是其行为是否违反了社区普通人的普遍情感。

司法的精英性

伯尔曼在总结西方法律传统的时候，把法律职业化当作是西方不变的法律传统。在他看来，法律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它要求有专门的职业人员从事专门的职业活动，法律职业者在专门的法律机构接受职业的培训。既然是职业化的，那法官肯定就是精英化的，司法活动因此从大众审判走向了贵族式审判。司法活动的精英性质，英国法官们表现得尤其突出。鲜红貂皮长袍，灰白假发的头套，是英国高等法院法官的“行头”。英国法官们享有的地位和荣誉，让其他国家的法官们自惭形秽。法官候选人的资历、经验、业绩和人品的苛刻要求，使得40岁被任命为法官成为稀罕之事。高等法官出自显赫的家庭，名牌大学的训练，律师公会的浸染，使他们隔离世俗的社会，语言文字的训练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让他们在精神和生活上都充满了旧式贵族的习气。可以说，英国人对法官的敬畏，与其说是源自权力，不如说是来自贵族的神秘。

因为神秘而生的敬畏，不仅仅源自法官高贵的出身和封闭的智力训练，而且还来自历史延续的司法神性。历史地看，司法虽然是由达官贵人主持的，但是法官披上了神圣的光环，于是有了“法官乃是正义的化身”之说。古代社会，神明裁判、宣誓助讼和决斗，都与“神”相关。人无法判断的时候，必定诉之于神，巴比伦有水判、日耳曼和英格兰有火判、热水判、冷水判和吞噬判，中国有獬豸判，都是神行审判的例证。人善于撒谎，但谁都不会发伪誓。人在做天在看，是古代人通行观念。因此，出示证据证明自己之前，宣誓便成为古代诉讼必须且有效的程序。决斗是日耳曼人的习俗，但从精神层面上分析，如同梅特兰所言，“决斗诉诸的不是粗暴的武力，而是上帝”。惟有神才能施行审判，据《新约·启示录》言：“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在古希腊神化中，神的判决也不绝于书。阿伽门农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大统帅，战争胜利回到家乡后被移情别恋的妻子杀害。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了他的母亲，激怒了复仇女神。在阿波罗的庇护下，俄瑞斯忒斯逃到雅典，请求得到雅典娜女神的帮助。雅典娜以为，此事很是复杂，“人间的法庭几乎无法解决”。她为此安排了一场审判，她挑选城内最优秀的男人，任命他们审判这场纠纷。法官以石投票，结果有罪无罪的票数相同，决定性的一票握在雅典娜自己手里。雅典娜说，“我不能站在一位无耻杀害自己丈夫的女人一边。我认为俄瑞斯忒斯行之有理。他杀掉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残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他应该活着。”她投票支持了俄瑞斯忒斯，并宣布他无罪，因此获得自由。阿波罗安慰复仇女神说，“你们不该对判决生气！”“被告必须在两种神圣的义务中选择，肯定得不到两全其美的结果。我们神承担判决的责任，不能够埋怨法庭的法官。这是宙斯的旨意！”

司法的独立性

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看司法独立，以政治哲学而言，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不受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干涉，目的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其原理还是孟德斯鸠的理论，他认为政治权力的分离和制衡，才能够遏制权力的扩张，由此保证自由不受到侵犯。美国建国者也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才设立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过，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权力和自由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或者说，权力的分离并不必然地带来自由的保障，反之，权力不分离也并不意味着对自由的必然侵犯。英国的司法从来不像美国那样独立，但我们不能够由此否认英国乃一个自由的国度，而且，法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现代观念都来自英格兰。

以社会学而言，立法权与行政权是积极的和直接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明显。要保证公民权利，必须有一个缓冲的地带，在那里，公民的权利要求可以得到倾听，冤屈可以得到伸张。这个场所就是法院，法院并不积极地追逐当事人的权利，而是被动地审视当事人的纠纷情形，冷静和睿智地判断，然后再适用公共权利有扬有抑。因此，一个社会需要精英和权威来维护“正义”，这是司法权独立的社会意义。当然，新问题依然存在：法官由谁来担任？独立的法官能够胜任如此高标准的重任吗？或者，法官凭什么值得信任？法官也是人，同样存在人性的缺陷，西方法官的任命制、高薪制和终身制，以及一般法律责任的豁免权，既可保护他独立的判断和信仰，同样也可以为他提供胡作非为的条件。

理论的说教永远是无力的，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美国的司法独立是全球的楷模，不过从它的发生上看，违宪审查带来的公民权利保护，只是该制度的结果，而不是他产生的目的。在马歇尔创立违宪审查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无事可干，司法权与立法行政权的平衡只是理论上的。马伯里等法官没有拿到总统的法官任命书，是马歇尔的疏忽，他是当时的国务卿。当他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时候，他要把他在国务卿位置上的过失挽回过来，更不用说，他是为他所在的共和党谋取更多的资源。马歇尔的个人魅力和他崇高的品德，是美国后世法官一直崇尚和推崇的，但是，马歇尔在美国权力中心的影响力，是他与新总统班子抗衡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权还是一种权力，司法独立只不过是权力的重新洗牌。正当法律程序和最高法院崇高的地位不过是政治争斗的附属品，只不过，后世的法官和法学家续写了美国法官独立的司法史。

英格兰的司法却从来都没有独立过，司法独立只是传统普通法法官的一个口号。在亨利二世之前，与王室法院并存的还有封建法院、郡法院和教会法院。司法管辖权的争斗是中世纪各政治权力扩张的一个侧面，亚当·斯密说，司法权的追逐乃是特定阶层经济和财政利益的博弈。在英格兰，从封建向中央集权的变迁中，国王打起了“为民伸张正义”“捍卫公民权利”的旗号，连同陪审团制度一起，英格兰的王室法取得了胜利，普通法成为英格兰标准的模范法。普通法法官的独立是国王与封建主和教会争斗的副产品，其顽强的自生独立性也许是国王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当普通法法官可以与国王相抗衡的时候，国王从来都没有放弃控制和影响司法权的努力。星座法院和大法官法院的形成，就是国王想重握司法权的典型事件。如果一个公民无法通过常规的程序得到法律救济的时候，他就会向国王请愿企图得到非常规的救济。“基于上帝的仁慈给予怜悯”，“大法官以公平和良知决断案件”，衡平法于是避免了严格形式和缓慢程序的普通法。到亨利七世的时候，衡平法成为了与普通法并列的英国法律正式规则体系，直到1875年两套法律体系的合并。柯克是17世纪普通法的典型代表，他“国王不在任何他人之下，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和“法律靠技艺理性和法律判断来决定”的警句，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当他当上王室法院民事高等法院首席之后，他走向了国王的对立面。柯克与培根的争斗，实际上是普通法与衡平法的争斗，不过，国王支持了衡平法。柯克失去了首席法官的职务，后转战于议会，成为了民众的首领。梅特兰是敬重柯克的，他总结英格兰宪政史的时候说，“在整个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法官们会因顶撞国王而被解职——他们经常只是国王卑躬屈膝的应声虫”。

从法律史上看，英国的最高审判权一直掌握在贵族院那里，海外的司法最高机关掌握的国王咨询机构枢密院那里。以侵权法为例子，1932年的姜啤酒案是英国法过失责任、产品责任和危险物责任的源头，那是贵族院的案件；1868年的瑞兰兹案是英国严格责任的源头，那也是贵族院的案件；1983年的麦克洛克林案是英国第三人过失“旁观者”规则的源头，它同样源自贵族院。1921年波尔密斯案和1962年马鞍山案，分别是英国法直接因果关系论和法律因果关系论的源头，这两个案件都是枢密院的判决。

或许，我们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美好的，但重要的不是政治权力的独立，而应该是法官思想和判断的独立。不管法律制度如何设计，法官人格和精神的独立性，对法律和公平的内心确信和行为的坚持，还是更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1年9月25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8年7月30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范围
第三章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和实施
第四章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保障制度。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依法设立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法律援助责任，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扶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经费和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其他社会团体建立联络员制度，组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六条　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承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为受援人提供规范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
第七条　国家机关应当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仲裁机构应当告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应当将法律文书副本送交当地法律援助机构。
第八条　律师协会应当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有关社会团体依照各自章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应当配合法律援助工作。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司法行政部门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范围

第十条　除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外，公民因经济困难还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追索侵权赔偿的；
（二）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请求赔偿的；
（三）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受害者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第十一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当地经济情况可以适当扩大受援人的范围。
第十二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造成人身损害请求赔偿或者补偿、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经济状况。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包括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和实施

第十四条　申请法律援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初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定一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根据需要可以委托、移送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十八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及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者所在工作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相关证据材料。
申请人应当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填写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代为填写。
《法律援助申请表》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与法律援助事项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法律援助公正实施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或者要求申请人说明情况。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说明或者自行聘请律师、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视为放弃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可以向有关单位查证。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不予援助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复核申请。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法律服务机构发出指派函，由法律服务机构安排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直接安排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办理，同时书面通知受援人。
第二十三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法定时效即将届满、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者有其他紧急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先行给予法律援助。
第二十四条　民事案件当事人依据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决定申请法律援助，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和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情形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民事案件当事人依据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直接作出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调查取证时，有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组织应当免收咨询服务费、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减收或者免收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相关材料复制费，减收后费用不得超出原材料成本费。
公证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减免公证费。
第二十六条　需要申请司法鉴定的法律援助案件，应当缓收受援人的鉴定费。受援人败诉的，财政拨款的鉴定机构应当减免鉴定费用，其他鉴定机构的鉴定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
第二十七条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十五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并附办结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等材料，由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结案报告验收后三十日内，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核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实施监督，有权撤换不能履行法律援助责任的人员，并定期对办案质量进行评估。办案情况应当作为律师注册登记和有关工作考评的依据。

第四章　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九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二）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对其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三）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履行以下义务：
（一）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及相关情况，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二）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
（三）经济状况和案件情况发生变化时，如实告知法律援助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发现受援人不具备受援条件时，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三）发现受援人不履行义务或者提供虚假证明严重影响法律援助人员办案的，提请法律援助机构中止或者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借法律援助索取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
（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监督，不得擅自拒绝、拖延、中止或者终止法律援助；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受援人的隐私；
（四）及时向受援人告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回避的；
（二）法律援助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
（三）法律援助机构未按规定期限或者标准支付办案补贴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有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组织未按规定减免费用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
第三十五条　受援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应当承担的法律服务费用。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8年 10月1 日起施行。

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有关条款　　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