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便管辖原则，一般是指享有管辖权的本国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发现另一享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更为便利及公正，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或有条件地中止本国管辖权的制度。不便管辖原则主要适用于跨国主体间的民商事诉讼纠纷，其根源主要源于全球经济日益融合，超越国界的经贸往来、资本流动、技术转移、销售服务等领域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就国际交往的主体国家而言，一方面，极力维护主权，主要通过立法等手段扩大管辖范围，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间的依存关系和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剧，使得各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利益的追求有所收敛。反映在管辖权方面，则是各国一方面表现出“争”的一面，即存在着争夺、扩大管辖权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让”的一面，即在积极寻求管辖权的合作与限制。在不愿放弃立法上“争”的一面的情况下，通过司法上的“让”也可以进行较好的平衡。不便管辖原则实际上代表了司法过程中“让”的理念。

不便管辖原则主要适用于普通法系国家，但并非与大陆法系所不相融。当我们透过各国极具特色的不便管辖原则的表象发现，它原本就是一种自由裁量权，一种为人类法治历史所证明的任何国家司法都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一自由裁量权的最大功效就在于通过灵活性的做法，实现了个案的公平和正义。这种司法主权的有条件让渡体现了一国司法制度的自信、开放与包容。恰当的适用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我国在司法实践的层面上，已经将不便管辖原则应用于具体的个案，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汉城工业株式会社与宇岩涂料株式会社、内奥特钢株式会社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国际油污赔偿基金与三星重工业株式会社、三星物产株式会社船舶污染损害追偿管辖权纠纷一案中，均适用了不便管辖原则，自此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首次以判例的方式确立了不便管辖原则在司法领域的适用。

我国作为国际舞台的大国，已经从较为单纯地引进外资、发展国内产业，逐步转变为资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阶段。资本的对外扩张，更加快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如果单纯强调司法主权和司法对抗，忽略了司法礼让和协调，不仅无助于实现维护本国和本国当事人利益之目的，反而可能会更多地使本国法院的判决遭到域外法院的拒绝承认与执行。从此意义而言，不便管辖原则正契合了公正、效率、司法经济以及国际协调、国际礼让的理念，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和“一案两审”等管辖权冲突，将那些与本国缺乏太多实际联系，而且调查取证、当事人及证人出庭困难、诉讼成本高昂的案件交由其他可替代的更合适便利的法院管辖。因此，探究不便管辖原则本土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显得尤为重要。

在考察国外对该原则适用条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以及对该原则的司法认知度，提出我国法院适用不便管辖原则的标准。

1.不存在有效的排他性协议管辖的情形。协议管辖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通过司法主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使司法管辖权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下得到合理的分配，尤其在实现管辖权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以及减少管辖权冲突、使判决得到顺利承认与执行方面，其优越性和独立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协议管辖本身就是双方当事人博弈、利益妥协的产物，所确定的法院自然是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如果存在有效的协议管辖，则不宜以不便管辖原则为由拒绝管辖。

2.不存在我国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情形。一般而言，一国会在影响到国家政治利益以及国家公共利益的案件中采用专属管辖。因此，若存在我国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的情形，不便管辖原则亦没有适用的空间。

3.作为以不便管辖为由请求驳回诉讼的被告，负有证明受诉法院是明显不方便审理法院的责任。这主要借鉴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法院的做法，即由被告负责证明受诉法院是明显不方便法院。对被告所举证据的审查应着重考察一下几个因素：（1）审理地点相对于当事人的住所而言是否存在不方便；（2）证据的特性以及所处的位置，包括文件、证人以及获得证据所需要的程序是否存在不方便；（3）采取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的可行性以及难易程度；（4）案件争议发生的主要事实是否在我国境内；（5）是否能够证明存在查明与适用外国法的困难；（6）是否存在案件在合理期限内难以审结的问题；（7）判决被他国承认与执行的可能性，等等。

4.案件不涉及我国重要的公共政策及国家利益。司法主权的行使必须以保障国家利益为前提。当案件涉及一国重要的公共政策与国家利益时，任何一国法院绝不会轻易放弃应有的司法管辖权。比如，涉及领土与海洋权益的管辖权案件，我国法院应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决不放弃应有的司法管辖权。

5.涉及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的，应将另一适格法院能否实现实体公正作为必要的考察因素。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将“案件不涉及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作为适用不便管辖原则的必要条件。其实，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在实践中这种情形几乎很少存在。这不由令人联想起包头空难美国诉讼案中，美国加州地方法院适用不便管辖原则不支持中国遇难家属在美国诉讼的主要理由：美国加州对本案没有足够的利益联系，中国的法治环境足以审理此案。实际上，包头空难美国诉讼案中一个重要被告人便是发生事故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美国加州法院并未因涉及美国公司利益而接受管辖，相反通过论证认为中国的法治环境也能使该案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美国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反观纪要的规定，只要涉及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不分原因和利益大小，均由我国法院管辖并审理的理念，难免会陷入狭隘的司法主权观。

立法中过度管辖的规定，增加了当事人挑选法院的可能性。但不便管辖原则固有的对管辖权的自我抑制性，很好地平衡了立法中过度管辖的缺陷与不足。虽说不便管辖原则是一个舶来品，但对这一舶来品的进一步消化与吸收，在本土环境中为我所用，仍然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探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案情简介:

　　2012年3月至5月,姚某因无力偿还高利贷先后租赁轿车三辆(价值10.6万元),并将车辆用以抵押,借取缪某等人7.5万元,后逃匿被警方抓获,其中两辆车被车主通过定位系统找到并报警取回。

　　分歧意见:

　　姚某的行为属民事欺诈行为,还是构成诈骗罪?如构成诈骗罪,其侵犯的对象是谁的财产?

　　第一种意见认为,姚某租借轿车的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民法调整范围,姚某和缪某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也属民事关系,姚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姚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侵犯的是车主的财产权。这一观点认为,姚某租用轿车的目的不是使用轿车,而是用来抵押还债,他没有能力再把车辆赎回,所以他租用轿车只是他非法占有轿车的借口。

　　第三种意见认为,姚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侵犯的是借款人缪某等人的财产权。这一观点认为,姚某虚构了其无力偿还借款的事实,将他人所有的轿车用以抵押借款。

　　评析意见:

　　本案中,姚某的行为具有民事欺诈的特征,但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特殊与一般关系。不能因为某个行为属于民事欺诈,就否认其成立诈骗罪。为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两者的主观目的不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民事欺诈行为一般来讲是用夸大事实或虚构部分事实的办法,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为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与其订立合同,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形象点说诈骗罪是“骗钱”,民事欺诈是“赚钱”。具体到本案中,姚某在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租用轿车用来抵押借款,其主观非法占有的意图非常明确。

　　2、两者的客观行为不同。主观目的是可以从客观行为推断出来的。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都虚构了一些事实,但诈骗罪所虚构的是主要事实,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民事欺诈行为一般是虚构一些细枝末节,从而达到暂时赚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本案中,姚某将其不拥有所有权的车辆用来抵押借款,显然虚构了拥有车辆所有权的主要事实,导致缪某等人既无法占有车辆,亦无法实现让姚某偿还债务。

　　3、两者履行承诺的实际能力和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无实现承诺的打算,也没有能力实现承诺。一般来说,民事欺诈行为人本身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总是积极地承担责任,是主动的承担。而诈骗罪的行为人则是迫于法律的威慑,而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被动的承担。本案中,姚某当初即是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而用租车抵押借款的手段来占有借款人的钱财,说明其根本无力履行还款,后来的逃匿行为更说明其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4、姚某目的是为了非法逃避债权,而不是占有车辆。姚某以自己的真实身份租赁三辆轿车,其行为属合法的民事租赁行为,虽然其将轿车用以抵押借款,但轿车作为一种物殊的财产,只有在登记过户后所有权才能转移,显然其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直到案发,姚某也只是侵犯了车辆的使用权,而没有侵犯车辆的所有权。他用租赁车辆隐瞒其没有还款能力的真相,所以,姚某侵犯的是借款人的财产权。

　　综上,笔者认为姚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论处。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